專訪黃劍波：在殘缺的世界里，如何避免成為乏味之人？

學人簡介：黃劍波，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長期關注人類學理論、宗教人類學、西部民族地區研究等方面。出版著作《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人類學家及其理論生成》等。

本文為學人Scholar志愿者戴星慧、朱澤睿、陳詩浣就《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對黃劍波教授所作采訪。

01

如何避免成為無聊之人？

學人：《穿行》一書開篇即圍繞“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展開討論。普通人培養人類學思考方式的價值是什么？又可以通過哪些路徑構建這種能力？

黃劍波：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可能有一個假定：我們認為人類學家需有特殊的才能、專業訓練或思考方式。人類學若有什么特點，就是特別貼近普通人，人類學立志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掘、發現被隱蔽的知識或被隱藏、被忽略的常識。因此，普通人完全可以采用類似的思考方式。

例如，人類學常提及通過他者來學習、反觀自身，懸置自己的成見或判斷——這不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換位思考嗎？學會換位思考，不僅能明白、理解對方，還能幫助理解自己，拓展自己。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這非常重要。現在整個社會戾氣越來越重，互相各自為營，面對問題常常選擇站隊并用極端方式表達看法，將對方妖魔化。而換位思考這一最基本的思考方法就能幫助解決這種情況。

再如，一般人看到奇怪或陌生的東西，會自然地將其熟悉化處理，將一個奇異的東西納入自己原有的知識體系或規則中，再進行評判。評判時通常用自己已有的標準進行道德排序，這是很自然、“正常”的處理方法。但這樣的處理難免會有兩個問題：一是把不熟悉、陌生的東西簡單化處理為自己想當然的東西；二是即使承認其獨特特點，也會進行排序，認為它不如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有意識地抵抗這種思考方式，接受自己不熟悉的、陌生的東西，并欣賞它。對于對自己既有認知體系構成挑戰的存在，我們可以承認它的不同，或至少留一個空間承認它可能有的價值。

《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

作者: 黃劍波

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之間， 2025

進一步地，我們也可以把自己熟悉的東西陌生化，即把身邊很多想當然的人、事、物陌生化。比如，思考某種說法或看法、印象的來源是什么，我們會發現很多觀點很“想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戳穿一些所謂的常識和知識權威。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普通人，我們都應該學會質疑所謂的“常識”。對“想當然”的觀點的解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思考練習，也能讓我們學會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事物。

回到前面說的，人類學其實可以教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世間萬物，如何與他人共處，特別是與有不同意見的人相處。雖然有很多指導如何培養批判性思維的方法甚至教材，但其實這種能力是在日常生活一點一點的反思中得到的。

學人：您為什么會選擇人類學這個領域？您曾在中國社科院和美國貝勒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從中國的民族學到美國的學術環境，在這種“穿行”中您有什么體會或心得？

黃劍波：關于為何選擇人類學，我在不同場合說過，這實際上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大學畢業時我不知道要做什么，雖然有機會直接就業，但總覺得書讀得不夠。至于讀什么，當時并沒有很清楚的想法。正好當時中央民族大學新設了一個專業方向，叫“東西方文化比較”，我覺得聽起來有意思，與當時的思考相關聯，就想去看看其他文化是怎么回事。當時覺得好歹作為中國人，我理解一點東方文化，雖然現在我也發現，我們真正不了解的其實就是自己的傳統。但不管怎樣，后來就讀了這個專業，一讀就發現再也出不來了，就一直讀下去、做下去，這完全顛覆了我自己從小到大的職業理想或生活軌道。因為90年代初上大學時，我們當時還帶有強烈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仕不成就去做生意賺錢。但沒想到最終還是回到了研究學術這個領域。

的確，中國的民族學或人類學與美國的學術環境有很大不同，當然也有很多相似之處。研究者永遠處于制度困境當中。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共性，比如“不發表就死亡”。說到中美學術環境的第一個反差，可能是在中國學術界，很強調“有組織的科研”；而美國的人文社科領域，是很抵抗甚至反對這種做法的，主張個人研究。我也同意跨學科或團隊合作有更多產生新事物的可能性，但有時有組織的科研會變成少數大佬的圈地行為，出現學術“包工頭”，這種問題更明顯。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制度或環境上的差異，難以詳細展開。

學人：作為人類學學者，您是如何在學術研究、田野實踐與日常生活中回應“How not to be a bore”的自我期許，避免成為“乏味之人”的？

黃劍波：我們之所以覺得這個世界無聊，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覺得這個世界我都知道了，就算不知道的那些，也都可以放入我已有的體系里。所以，保持好奇，是避免自己成為一個無聊之人的最基本特質或要求。

另外，在我看來，保持對生活的熱愛，看到世界的無奈和悲涼，或者說殘缺，但還是積極地擁抱每天的生活，包括一餐一食、一花一木，都有它的美好，或者說，都有它的尊嚴或尊榮。所羅門王極榮華之時的穿戴，也遠遠不如一朵百合花。

02

“我就是那個錯誤”

學人：書名中“穿行”這個概念是否有特別的深意？您提到這本書是對穿行過程的“無限書寫”，這是否意味著您認為這個問題沒有終極答案？您如何定義我們當下所處的這個“殘缺的世界”？這種殘缺是本質性的，還是現代性進程中的某種結果？

黃劍波：我把這本書的核心概念定義為“穿行”是有想法的。所謂 “穿行”，就是說我們不是執著于一端，而是在不同的點之間，或者在不同的視域之間來回，比如自我與他者之間、過去與現在之間、人與非人之間等之間。“穿行”是在不同視域、不同主體之間來回，強調的是來回的過程，不能永遠簡單地把自己放在一端，雖然那樣做最簡單，也最安全。

所以，我也說這本書其實是一個“穿行”過程中的有限書寫，因為“穿行”本身是無限的，除非到我們生命結束。從這個意義上講，確實沒有個人意義上的終極答案。

這也涉及我對“殘缺的世界”的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說這種“殘缺”是本質性的，因為它顯然不是現代性進程中才有的。世界本身存在殘缺，但是否存在朝向更好的可能？我認為至少應秉持簡單的樂觀主義，當然，也可視為終極意義或根本意義上的悲觀主義——因為世界本身并不完美。

除了世界的殘缺，更重要的還有人的殘缺。人類現在很習慣將一切責任都歸咎于外在世界或自然界，但我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問題實際出在人類自身。《泰晤士報》曾向作家們征稿回應一個嚴肅的問題，“這世界出了什么差錯？(what is wrong with this world)”，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的回答尤其讓人印象深刻，他說，“我就是那錯誤(I am)。”

《地球改變之年》劇照

學人：您在書中也提及邊緣群體的生存實踐。在您的田野調查中，邊緣群體應對世界“殘缺”的方式，是否為人類學構建“替代性生存方案”提供了靈感？

黃劍波：對，實際上我非常相信，一個殘缺的群體或單獨的人，對世界的理解會有一些特別不一樣的東西。

前兩年，我指導過一位哥斯達黎加的留學生，他寫的論文是關于上海視障和聽障群體的感知世界和生活方式。文章寫得很好，因為當時他自己也正經歷病痛，患有癌癥并接受化療，身體有各種疼痛和不適。他發現，視障和聽障人群對世界的感知方式、程度和能力與普通人截然不同。

這也可以理解。當視力不好時，我們必須開發其他能力。這也讓我意識到，人有很多感知世界的方式，但現在我們越來越依賴于某些特定方式。比如前面提到的文字和理性對大腦的影響，實際上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感官，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非常重要的觸覺——觸覺能幫助我們感知身體的寒冷感和溫暖感，判斷是否舒適，或對過熱或過冷做出強烈回應。

我記得《信睿周報》有一期是關于美國哲學家阿什利·修（Ashley Shew）的，她本身是殘疾人，她把自己的殘疾體驗融入了對世界的理解中。《靜默之身》的作者羅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在中年以后突然殘疾，在殘疾的生命體驗中，我想他的研究或思考比之前更加深刻。對他們來說，殘疾并不意味著要改造世界，或讓自己成為“健全”的人——有時這是可能的，有時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學會如何與世界共處。

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我并不是要大家像阿Q一樣“認慫”，而是說確實需要像前面所說的那樣，看到世界的問題并保持憤怒，但同時要溫情而有力地走下去。我們有理想，但現實是冰冷的，在這種現實的冰冷中，我們要思考如何保持足夠的力量，繼續生活。

03

接受人的殘缺和世界的殘缺

學人：您提到書中文字是對現代人情感的“有限呈現”。在嚴謹的學術訓練與個人情感表達之間，您是如何找到平衡的？當下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實驗民族志”作品？

黃劍波：首先，我對這本書的文字并不滿意：因為，第一，時間跨度比較長；第二，這里的文字實際上有幾個不同的風格和來源。所以，顯然是有限呈現，不光是對現代人情感的有限呈現，也是我自己思考的有限呈現。

確實，搞學術研究和日常的寫作是有些張力的。書里有一部分文字有點嚴肅，甚至可以說不像“人話”。但在學術訓練和個人情感表達中，要練習一種互相的調校。在嚴謹的學術論文或期刊論文寫作時，我們確實更被要求減少或者說限制自己表達那么強烈的情感。

不過，好的寫作應該蘊含深沉的關懷，因此，我要求并鼓勵自己及學生用不同方式寫作。除了嚴謹的學術論文寫作，還可嘗試詩歌、小說及人類學民族志作品的寫作。民族志作品的體量和文風可以容納更多可能性，甚至可以融入對話、多聲道表達，或者融入作者及其他人的感受。

從八十年代以來，這類作品已經逐漸增多。更早的如林耀華先生在1940年代就已經寫了《金翼》，在我看來已算是實驗性民族志。但研究者的情感真正融入寫作，大多在七八十年代之后，如露絲·貝哈的《傷心人類學》，以及我最近讀的《雨林中的人類學家》，都融入了許多個人情感。現在還有一些對話體作品，如我最近讀的何貝莉老師的作品，她與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師及幾名大學生，記錄了在阿那亞七天的對話及對話過程中的想法，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實驗性民族志。

過去講的民族志基本是文字的，但除了文字，或許還可以有聲音、圖像及聲音與圖像結合的影像方式。我認為這些都可能構成對傳統學術寫作及文字書寫的突破。這些年確實有很多不同嘗試，大家有目共睹。

學人：您長期在中國不同區域進行田野調查。在這些年中，最讓您重新思考“人類學者的位置”或“田野的意義”的經驗是什么？能否與我們分享一個令您印象最深的、關于“具體情境中的遭遇”的故事？

黃劍波：在我看來，人類學的根本特點或重要性在于，它是一門依賴第一手經驗的學科。雖然田野調查并非人類學唯一的區別性特征，但它確實是我們思考的直接沖擊來源。人類學者會用這些直接的田野經驗來思考一些宏大的或根本性的問題。這些思考并不限于每日的觀察、感受，曾經的一些經歷也可以被不斷回想——當時未明白的事，為什么現在變得重要？所以，在具體情境中的遭遇是很實際的，它可能很微小，卻讓人茅塞頓開。

我當然也有很多故事，但我現在能想到的一個故事是：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國訪學，在當地沒有很多朋友。我的一個同事非常友好，有一天約我星期天下午去公園逛逛。那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我按照他給的地址過去了，卻大吃一驚，他把我約到了當地的一個公共墓地。去了之后我才發現，不只他一個人，他還帶著老婆，用嬰兒車推著孩子。他在那個墓地遛娃，把墓地當成可以散步甚至見朋友的地方，這確實讓我印象極深。

因為在我們的觀念中，最好避免去墓地，除非是一些特定的場合。尤其是小孩等陽氣不足的人，還是不能去的。這次經歷對我后來思考恐懼的來源、文化性特征，很有幫助。

學人：您觀察到身邊即將步入社會的青年學生，是否普遍存在恐懼與焦慮的情緒？這折射出當代青年怎樣的生存困境？

黃劍波：當前，幾乎所有人都存在強烈的焦慮情緒，近年來更為明顯。這些討論在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研究中頗為常見。我認為這種困境除了結構性問題和社會安置方面的問題，還在于人的殘缺和世界的殘缺本身會造成一種根本意義上的焦慮。這也就是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所說的，人為什么要用甜味來消除咖啡之苦。他提到，人終其一生，努力追求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一種根本意義上的悲哀。

回到當下，我并不認為只有現代社會才會有焦慮，但現代性確實加劇了這種焦慮感。由于現代性發展的速度加劇、規模擴大，所有事物都變得越來越快。現代性的基本特征是個體覺醒和個體主義的確立，每個人都成為獨立自決的主體。無論面對自然環境還是社會環境，以及以國家為代表的利維坦，人會深深感受到一種孤獨感和無力感。這些東西對個體來說過于龐大，難以直接面對。

因此，有問題其實很正常，沒有問題、沒有焦慮才奇怪。當然，中國青年人的“45度人生”——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起來，不是單獨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整體性和諧關系被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