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及其在中國的反響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逐漸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擴張成為其國策之一，侵略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鄰近的韓國。通過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與措施，日本逐漸把韓國置于自己的保護傘下，一步步剝奪了韓國主權，這自然激起不甘當亡國奴的韓國廣大民眾的激烈反抗。其中愛國志士安重根擊斃日本侵韓元兇、首任韓國統(tǒng)監(jiān)伊藤博文之舉便是反對日本侵略的正義舉措之一，曾受到廣泛關注，安重根也由此成為韓國的民族英雄。他的義舉以及生命最后時日中的表現(xiàn)和思考，充分體現(xiàn)出韓國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力量。這種精神不僅激勵著韓國民眾，而且對處于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國革命黨人，也有很大的激勵與鼓舞作用。

一

1909年10月26日，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火車站，前來與俄國使臣會談的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殺身亡。安重根完成使命后，并未逃走，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由懷里掏出一面韓國國旗，雙手展開，那青紅色的太極旗上用鮮血寫著“獨立自由”四個大字。當幾個俄國士兵撲上去將他扭住時，他連呼三聲“大韓獨立萬歲!”，從容就縛。

安重根被關入俄國駐哈爾濱領事館后，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的外交官員四下活動，頻頻與俄國領事官員接觸，以各種手段要挾俄領館交出安重根。俄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答應了日本政府的要求，當晚便將安引渡給日本領事館。11月1日，安被日本憲兵和警察押解，乘火車到旅順監(jiān)獄，由日本的關東都督府地方法院審理。

入獄伊始，安重根被縛以鐵索，受到多方虐待。日本檢察官溝淵孝雄每天入獄盤查，也是惡言厲色，力圖使他屈服。他面對威迫，毫無懼色，抗辯道：我大韓義兵將官與爾國大官應同等待遇，你們怎能如此蠻暴？

此時安重根在韓國抗日義兵中的身份為參謀中將，他深以此為榮，在監(jiān)獄里也維護著軍人的尊嚴，一直認為自己是兩國交戰(zhàn)中的俘虜，而非殺人犯或恐怖分子。經(jīng)過幾次交鋒，溝淵孝雄見不能以力屈之，遂改以柔服之。他派人給安重根解去綁縛，送去美食及紙筆書籍等物，并讓懂韓語者每日以好言勸之，意圖使安承認刺殺伊藤博文之舉系出于私嫌，而非仇視日帝的愛國之舉。日方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把這一政治案件刑事化，以轉(zhuǎn)移國際輿論由此對日本吞占韓國較之以往更為集中的注意力，并緩和韓國民眾因此事而激發(fā)的強烈的反日情緒。

△ 安重根（ 1879—1910 ）肖像

日本人境喜明、園木次郎多次來見安重根，捏造事實，以動其心，說：自此事發(fā)生后，世界各報皆認為君之行動是無知之盲動，攻駁甚多。韓國二千萬人也恨君之舉動而痛罵之，說伊藤是為韓國盡力圖發(fā)展之人，害伊藤者實為仇韓而非仇伊藤，伊藤一死，再也沒有類似于他者，國家前途自此無望。可見內(nèi)之韓人，外之各國，無不非君之所為，君何苦固執(zhí)不服呢？君能勝過天下公論嗎？聽到這無恥讕言，安重根嗤之以鼻，正色答道：我以義報國，以義舍生，人之毀譽，何關于我？我入獄以后，不聞輿論，不見報紙，但我相信大韓同胞決無責我之理。西方報紙之評論雖未可知，但如有駁我者，必出于其野心。西方人久欲乘我東洋人之互相蚌鷸而收漁人之利，伊藤在世時侵吞無度，東洋之和平無日。今伊藤斃于吾手，去一元兇，東洋可相安無事，西方人無機會可乘，也許因此而駁我。說同胞罵我，一定是誣言；說西方輿論駁我，也不一定可信。

他的嚴正立場令兩個日本人無言以對，只好沮喪而去。就這樣，安重根多次嚴辭駁斥了日本人的利誘與威脅，始終直言刺殺伊藤是為了自己的祖國，使日本當局將此一案件刑事化的企圖破了產(chǎn)。

在獄中，安重根趁正式審訊前的空隙，揮筆寫下了他在哈爾濱第一次被提審時即已總結(jié)出的伊藤博文的15條罪狀，包括：1、弒殺韓國閔皇后之罪；2、廢黜韓國皇帝之罪；3、強迫締結(jié)《五項條約》與《七項條約》之罪；4、虐殺無辜韓人之罪；5、強奪政權之罪；6、掠奪鐵路、礦山、森林、河澤之罪；7、強制發(fā)行第一銀行券紙幣之罪；8、解散軍隊之罪；9、妨害教育之罪；10、禁止韓人赴海外留學之罪；11、沒收焚燒教科書之罪；12、詭稱韓人欲受日本保護，欺騙世人之罪；13、當今韓日之間爭戰(zhàn)不息，殺戮不絕，但他卻向日本天皇詭稱韓國太平無事，犯有上欺天皇之罪；14、破壞東洋和平之罪；15、弒殺日本天皇之父太皇帝之罪。

這15條罪狀除極個別有誤外，條條都證明伊藤博文罪惡昭彰，是韓國人民的大敵，而且它還充分揭示出日本吞占韓國的種種暴行，表明韓國志士的反日斗爭完全是有理有據(jù)的。

從1909年11月14日起，安重根開始在獄中接受新的審訊，仍由日本檢察官溝淵孝雄主審。這樣的審訊先后進行了10次，直到1910年1月26日為止。審訊中，溝淵孝雄詳細訊問了安重根的生活經(jīng)歷、家庭狀況、宗教信仰、刺殺伊藤博文之前的準備情況、刺殺經(jīng)過以及同案數(shù)人的情況，安重根一一如實作答。在問及刺殺伊藤博文的動機時，安重根答曰：“我心目中只有東洋和平，我憎恨伊藤的錯誤政策。……由于伊藤的政策不好，致使韓國暴徒四起，人民不能安居樂業(yè)，所施保護政策毫無實績，甚至傷害了中國的感情，一般的中國人現(xiàn)在都期待著報日清戰(zhàn)爭之仇，我巡游中國，對此我了解得很清楚。……韓國的一般民眾，日日夜夜處心積慮，恨不得與日本決一死戰(zhàn)，以挽回今日的不幸，這是我不說也明了的。……伊藤揚言日本的保護是因為韓國民眾希望保護，并以此欺騙日本皇帝以及日本民眾，所以我想只要殺死伊藤，日本也是會醒悟的，于是殺了伊藤。……歸根到底，因為伊藤的做法很壞，所以韓國才陷入今日的狀態(tài)。假如伊藤不強制推行奸計，那么東洋當然會極其太平的。”

當然，由于認識的局限，他把日本的侵略政策與暴行以及實現(xiàn)和平的障礙歸罪于伊藤博文個人，是有所不足的。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伊藤是日本侵韓的元兇，把他作為侵略勢力的總代表而抨擊之，又有其合理性。作為日本侵韓的總代表，伊藤有此下場，也是罪有應得。

△ 獄中的安重根

安重根獄中受審的消息傳出后，國內(nèi)外的韓國人都極為關切，旅居海參崴的一些韓國人，聘請了一位英國律師和一位俄國律師前來旅順，面見安重根，表示公判之時，將出庭為他辯護。

與此同時，安重根的兩個弟弟定根、恭根歷經(jīng)艱難，從韓國鎮(zhèn)南浦來到旅順探監(jiān)，這是兄弟三人相別三年之后初次見面，恍如夢境。安重根托他們聘請韓國律師前來辯護，他對二弟說：我既決死，辯護何為？但要讓我同胞知我素抱之主張及此舉之所以由來，聘本國律師可申張此義。且外國律師既有為我來者，而無韓國律師，亦國恥也。二弟遂向韓國律師會發(fā)電報請求派律師來旅順。平壤的著名律師安秉瓚聞知此事后，慨然應允出任辯護律師。

到旅順后，日本當局不允許他與安重根見面，連用書信方式聯(lián)絡都不許。安定根、安恭根前去質(zhì)問日本檢察官為何不許，檢察官答道：爾兄聽說韓國律師來，知道本國人同情他，更加理直氣壯，若許他們見面，爾兄必闡揚其主張，氣焰益甚，所以不能允許相會。不僅如此，此時的日本法院又收回允外國律師為安重根辯護的成命，指定兩名日本律師出庭辯護。安秉瓚雖屢次陳詞，申明自己有充足理由為安重根辯護，但均為日方所拒絕，終究未能獲得出庭辯護權。兩位英、俄律師也如此。日本當局在阻止了安秉瓚出庭辯護后，才允許他面見安重根。

1910年2月1日，安秉瓚來到監(jiān)獄，同安重根會面。安秉瓚向安重根轉(zhuǎn)達了其母的口信，最后含著淚水說：“今世你們母子不能見面，這真是情理難忍呵？”安重根說：“我在監(jiān)獄感嘆的是，我的愿望未能全部實現(xiàn)，國家仍在日帝的鐵蹄之下，而且危在旦夕……”

1910年2月初，旅順日本關東都督府地方法院組成以審判官真鍋十藏為首的審判庭，準備對安重根進行公判。審判前，檢察官溝淵孝雄親自出面，對安重根進行誘導工作，以防他在法庭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對這種企圖，他嚴辭以拒。2月7日，旅順地方法院對安重根進行第一次公判，當問他刺殺伊藤博文的理由時，他陳述了伊藤的罪行，說自己是出于期望韓國獨立的愿望而行動的。他還指出自己是以義兵參謀中將的身份獨自進行戰(zhàn)爭，擊斃了伊藤，因此不該在這個法庭受審。

在2月9日第三次公判時，安重根再次陳述了自己行動的目的并再次表明作為義兵將領不該如此受審，他說：“此次舉事，并非為我一個人，而是為東洋和平。……伊藤以統(tǒng)監(jiān)來到韓國，欺上瞞下，締結(jié)五項條約，那是違背日本天皇意旨的，所以國民都怨恨統(tǒng)監(jiān)。接著又締結(jié)了七項條約，使得韓國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甚至發(fā)生了韓國皇帝竟遭廢黜這種不該發(fā)生的事，因此都把伊藤統(tǒng)監(jiān)當作仇敵。于是我到各地游說三年，又以義兵中將的身分轉(zhuǎn)戰(zhàn)各地。此次舉事，也是韓國獨立戰(zhàn)爭的一部分，我是以義兵參謀中將的身份為韓國而實行的，并非普通刺客之所作為。所以，我想我現(xiàn)在不是一個普通被告，而是一個被敵軍捕獲的俘虜。”

聽到安重根這些抒發(fā)自己政治見解的慷慨陳詞，日本審判官極為恐慌，曾打斷他的陳述，以如果繼續(xù)公開審理，就有危及安寧秩序之虞為由，決定停止公開審理，令旁聽公眾退庭。對此，安重根提出嚴正抗議，審判官只好在他陳訴后，宣布恢復公開審案。

2月12日，在第五次公判時，日本當局指定的日本律師水野吉太郎、鐮田正治為安重根進行了辯護，他們說：“被告所犯罪狀雖已清楚無疑，但系出于誤解，所以罪情并不嚴重，況且日本司法機關無權管轄韓國人民……”。安重根對這兩位御用律師的辯護并不滿意，當庭辨駁道：“伊藤的罪狀是天地神人無不知曉的，怎能說我誤解的呢？再說我不是以個人的名義謀殺犯罪的，我是以大韓國義兵參謀中將的名義，身負重任，來到哈爾濱開戰(zhàn)，襲擊伊藤后被俘到此地的。本來，我與旅順口地方裁判所毫無相干，此案應當按照國際公法來判決。”

他還指出，這一案件的審理從審判官到律師、翻譯等人都是日本人，都不允許韓國律師參與辯護，這本身就是做戲給天下人看，定會遭人非難。這番話揭示出這場審判的實質(zhì)，使在場的日方審理者狼狽不堪。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判，審判官宣布判決安重根死刑，并說被告可在五日之內(nèi)對該判決提出上訴，然后匆匆閉庭。安重根深知上訴無濟于事，而且他既早已抱定赴死之心，根本不想上訴。

安重根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為了充分闡明自己的立場和給國人留下一筆精神財富，他開始撰述自傳《安應七歷史》和《東洋和平論》。為此他向法院院長平石提出可否將死刑延期一個月執(zhí)行，以便寫出《東洋和平論》，平石答應了他的請求。至3月15日，他將自傳完成，內(nèi)容包含他從幼年起直到刺殺伊藤博文被關押在旅順監(jiān)獄接受審判的全部歷史，而且用很多篇幅揭露了日本侵占韓國的罪行。

3月15日以后，他開始寫《東洋和平論》，此時離刑期只剩10天。由于在這10天里，他還向親友寫了最后的告別信，并應那些被其人格所感動的典獄、看守、憲兵、翻譯等的請求，給他們揮毫題寫了百余幅贈言，如“歲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人無遠慮難成大業(yè)”、“國家安危勞心焦思”等，所以他寫《東洋和平論》的時間所剩無幾。他擬將《東洋和平論》分為序言、前鑒、現(xiàn)狀、伏線、問答等5個部分，但由于時間太少，只來得及寫出序言和前鑒，而且前鑒部分也未寫完。從僅存的這部分遺稿看，他的東洋和平思想具有相當深度。

1910年3月26日上午10時，是安重根為國捐軀的時間。刑前，他特地穿上了母親新縫制的民族服裝，并應日本憲兵看守千葉十七的請求，寫下“為國獻身軍人本分”的題詞，隨后昂首走進旅順監(jiān)獄的絞刑室。檢察官溝淵孝雄問安重根臨刑前有無遺言，安莊重言道：我為大韓獨立而死，為東洋和平而死，死而無憾。遺憾的是，未見國家之獨立也。我大韓獨立之后，東洋可保和平，日本亦可免將來之危機。言罷，從容就義，年僅32歲。

△ 安重根被處決之前，在旅順監(jiān)獄所寫“獨立”遺墨，字體左側(cè)有無名指被截斷的安重根手掌印。

△ 安重根就義前為日本看守千葉十七所寫“為國獻身，軍人本份”。

二

安重根就義的消息傳出后，韓國民眾感到十分悲痛和激憤，當時漢城的報紙詳細報道了安重根壯烈殉國的消息，很多人著文悼念。韓國各地各階層民眾不顧日本統(tǒng)治當局的威脅和阻攔，紛紛舉行追悼會。在俄領沿海各州的眾多韓國僑民也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悼念活動。

一向同情韓國獨立斗爭的中國民眾也為安重根之就義悲憤不已，并用各種方式悼念他。許多中國報刊發(fā)表文章贊揚安重根的義舉，各界人士紛紛以題詞、賦詩的形式悼念，大量的挽詩、吊文、哀曲，寄托著中國人民對安重根義士的哀思。當時中國的《大公報》《神州日報》《東方雜志》《時報》《上海時報》《華字日報》《東三省日報》《遼東報》《吉長日報》等，對安重根義舉進行大量報道，贊揚他的愛國精神。

在這些悼念活動中，著名思想家、學術大師章太炎、梁啟超的文字尤為引人注目。章太炎題寫了“亞洲第一義俠”來贊譽安重根，并專門寫了文章《安君頌》。文章首先揭露了日本侵略韓國的惡行，“建統(tǒng)監(jiān)以把其籍，廢舊君以伐其謀，質(zhì)適嗣以防其貳，散王旅以毀其器，戮貞士以渙其群，”繼之贊揚了安重根的義舉和在獄中的表現(xiàn)，“君素深湛，餐服景教，將率大順，以遏亂流。”“逮君考問，辭無盈余，風烈四播，義夫感憤。”最后感慨道：“夫亡國絕祀，海陸代有，及兵符制于仇國，軍實毀于武庫，發(fā)難無弧矢之威，同惡無簡書之恤，禍重如地，亦知亡矣!然則梟鴟鞠兇，義無兩立，雖燭害于方來，害不云極，國猶終斃。斯所以騁走絕險，勢無反顧者也。”這番感嘆，既是對韓國亡國的惋惜，又是對韓國志士仁人的反抗斗爭的贊頌，尤其贊賞他們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

出于對安重根義舉的感念，梁啟超專門寫下長篇七律《秋風斷藤曲》，表達自己悲憤莫名的心情。詩中云：“黃沙卷地風怒號，黑龍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畢，狂笑一聲山月高。前路馬聲聲特特，天邊望氣皆成墨。閣門已失武元衡，博浪始驚倉海客。萬人攢首看荊卿，從容對簿如平生。男兒死耳安足道，國恥未雪名何成。獨漉獨漉水深濁，似水年年恨相續(xù)。咄哉勿謂秦無人，行矣應知蜂有毒。……一曲悲歌動鬼神，殷殷霜葉照黃昏。側(cè)身西望淚如雨，空見危樓袖手人。”

該詩對安重根刺殺伊藤之壯舉做了精彩描繪，使安重根的英雄氣概躍然紙上。詩中將安重根比作中國古代刺殺帝王的英雄荊軻、張良等，贊揚他具有與古代義俠同樣的犧牲精神，認為他的義舉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曲悲歌動鬼神”)，同時對其“未雪國恥身先亡”充滿了惋惜之情。

△ 哈爾濱 安重根義士紀念館

另外，清末曾出任駐韓大員的袁世凱也賦詩一首紀念安重根，詩曰：“平生營事只今畢，死地圖生非丈夫。身在三韓名萬國,生無百歲死千秋。”對安重根的英雄氣概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充滿敬意，認為其英名千秋永在。

安重根義舉之時，正當革命派為推翻清王朝統(tǒng)治一再起義之際。雖然安重根之舉針對的是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反映的是韓日民族矛盾，與中國革命者反對清王朝的斗爭有本質(zhì)區(qū)別，但這樣的壯舉，無疑會對同處反抗者地位、屢敗屢戰(zhàn)的中國革命者產(chǎn)生較大影響，這從當時革命派報刊的反應就可看得很清楚。

在所有報刊中，革命派報刊對安重根義舉的報道和評論最為細致，如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不僅刊登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的照片，還發(fā)表了不少高度贊賞的評論文章；革命黨人于右任所創(chuàng)辦的《民吁日報》先后發(fā)表了數(shù)十篇文章和報道，其中不少文章出自于右任本人手筆。他曾對日本某報刊就此事發(fā)表的“今日死一伊藤，當再生七百萬伊藤”的謬論，進行針鋒相對的回擊，說“我為韓人代下一轉(zhuǎn)語，曰：韓國死一安重根，當再生七百萬安重根，否則萬不能敵其七百萬伊藤也。”他期望韓國獨立黨人能繼承英烈遺志，將反日運動進行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趕出韓國，建立真正獨立自主的大韓民國，“安重根等愛國志士方最終長眠于九泉”。《民吁日報》還專門探討了種族暗殺和政治暗殺的關系，引證史實為安重根之舉的合理性做辯護。

這樣的言論，實際也是在為中國革命者所實施的政治暗殺行動尋求合理性的解釋，從而適應反滿革命的需要。由于《民吁日報》的文章一再肯定安重根義舉，并贊揚以安重根為代表的韓民族不畏強暴、勇于抗爭的品格和精神，所以遭到日本當局的極大嫉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向上海租界當局提出嚴重抗議，租界當局以“有損中日邦交”為借口，于1909年11月19日查封了設于租界的這一革命派報紙。

由上可見，安重根的義舉和犧牲，在中國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朝野各界幾乎都抱有敬佩和同情之意。這固然是由于中國正面臨著與韓國相同的深重的民族危機，而日本帝國主義是兩國共同的敵人。同時在深層次上，中、韓兩國文化傳統(tǒng)和精神的趨同，尤其是民族精神上的相互認同，恐怕亦是關鍵因素。上述章太炎、梁啟超、袁世凱、于右任等人的文章和詩，無不對體現(xiàn)在安重根身上的精神有所抒寫，如不畏強暴、勇于抗爭的愛國精神，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等。這些也恰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為人稱頌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志士仁人代代相傳、不斷用行動來完善的精神。即就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而言，僅在安重根義舉的前后數(shù)年間，就有一批革命者不斷通過暗殺、起義等各種方式，同清王朝進行著殊死斗爭，他們不畏犧牲，前赴后繼，所體現(xiàn)的獻身精神，與安重根義舉可謂異曲同工。這種精神力量，是中、韓兩國人民所共同崇尚和擁有的。所以，安重根義舉所體現(xiàn)的精神，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就在安重根犧牲后不到兩年，中國革命黨人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舉行武昌起義，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以實際行動顯示了這種精神之偉力。甚至可以說，辛亥先烈的革命義舉及所體現(xiàn)的精神與安重根義舉及精神，是異曲同工的。（節(jié)選自《歷史教學問題》，2011年第6期，文章原題為“辛亥革命前夜的安重根義舉及在中國的反響”）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