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質生產力重塑產業鏈優勢

當前，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圍繞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日益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核心維度。發達經濟體推動制造業回流、強化技術壁壘、重塑供應鏈體系的趨勢不斷加速，全球產業格局正在從“大分工時代”邁向“安全與效率并重的新階段”。對我國這樣一個產業體系完備、開放度高的大國而言，這既是挑戰，更是由新質生產力驅動產業躍升的重大機遇。

在我國新一輪發展規劃中，提升產業鏈韌性、塑造新的競爭優勢、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已成為關系未來發展的戰略任務?；诖?，清晰認識外部變化趨勢、把握產業鏈的新矛盾新機遇，并探索適應未來競爭的新路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圖/中經視覺

全球再工業化提速下的產業鏈壓力與調整窗口

近年來，全球制造業版圖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相繼推出再工業化計劃，通過財政補貼、綠色技術基金、供應鏈安全協議和本地化激勵措施，力圖吸引關鍵行業回流。例如，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明確對本土半導體制造提供高額補貼，并附帶嚴格的供應鏈安全審查要求；歐盟則以《關鍵原材料法案》和《凈零工業法案》加速布局綠色制造與戰略資源本地化。這些政策共同推動高端制造出現新的區域集聚，全球產業鏈“結構重心”隨之加快遷移。

在這一過程中，部分發展中國家憑借勞動力價格和資源要素優勢加速承接中低端產能。例如，越南在電子組裝環節的出口規模過去五年增長顯著，印度在手機制造的全球份額不斷提升，使全球產業體系的競爭層級更加多元。我國產業鏈原有的成本優勢受到擠壓，部分中低端產品面臨被替代風險。

與此同時，我國產業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也受到新的制度規范沖擊。上游關鍵材料、核心軟件和高端設備等領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依賴，一旦全球規則調整，如綠色標準、供應鏈可追溯制度、敏感技術管控等發生變化，就可能迅速放大“卡點風險”。以光伏產業鏈為例，一些國家引入“碳足跡標準”和供應鏈來源審查，使得企業不僅要面對技術競爭，還要適應更加嚴格的非市場性規則。又如，在汽車產業的智能化轉型中，部分關鍵芯片和基礎軟件體系尚需進一步提升自主供給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在壓力不斷顯現的同時，新質生產力的加快形成也為產業鏈重塑創造了新的窗口。技術變革推動生產方式深刻改變，新模式創新促進生產組織方式重構，而場景驅動能力則為企業提供快速迭代的平臺。在智能制造、綠色能源、數字基礎設施等領域，我國憑借應用規模和創新生態的綜合優勢，已具備培育結構性新優勢的現實基礎。

全球再工業化帶來的競爭壓力與國內新質生產力的興起正在交匯，我國產業鏈既面臨來自外部的擠壓，也迎來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的戰略機遇期。

新質生產力背景下產業鏈的深層結構挑戰

在全球產業重構加速推進的環境下，我國產業鏈的運行邏輯、比較優勢和治理體系均面臨新的檢驗，一些深層次的結構矛盾逐漸顯現，并成為制約產業鏈向更高水平躍升的關鍵因素。外部再工業化趨勢與產業鏈安全治理要求不斷疊加，使得我國現有產業體系在結構、能力與規則適應性方面暴露出新的瓶頸。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些矛盾的結構性與長期性，才能為下一階段的產業鏈優化和政策創新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關鍵鏈條起點仍相對薄弱。我國在中游制造環節具有明顯優勢，但在關鍵材料、核心軟件、高端設備等“鏈首端”領域仍依賴外部供給，替代能力不足、供應集中度高的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全球產業鏈規則的任何變化都可能迅速傳導至國內，放大關鍵環節的脆弱性，使產業鏈整體安全性面臨不確定性，成為制約產業體系由“大規?！边~向“高質量”的重要因素。

我國結構性優勢的形成仍不充分。隨著國際競爭從傳統的規模競爭和成本競爭轉向更加注重結構優化、標準制定和應用場景組織，我國產業體系“大而不強”的矛盾更加突出。在一些新興領域，我國雖具備龐大的應用市場，但制度供給力不足、標準國際影響力有限、場景開放度不夠等問題，使得產業鏈從“規模驅動”向“結構驅動”的轉型仍處在關鍵突破期。

科技創新與產業化的銜接有待進一步強化。新質生產力的形成依賴科技創新鏈、產業鏈和資金鏈之間的高效協同，但在部分戰略性前沿技術領域，“研發強、產業弱”的現象依然存在。科研成果轉化周期較長、市場應用不確定性高，使得關鍵技術難以及時跨越“產業化臨界點”，影響了我國創新在全球競爭中的轉化效率和實際帶動能力。

總體來看，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在產業鏈邁向更高質量、更強韌性、更高安全水平的過程中仍面臨系統性挑戰。未來必須在打牢基礎支撐、重構動力機制和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持續發力，才能為新質生產力的加快形成和產業鏈競爭力的穩步提升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以新質生產力為牽引重塑產業鏈優勢的策略路徑

在全球產業鏈競爭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我國的產業升級已不僅是“補短板”的技術性問題，而是關系未來增長動能和全球競爭地位的系統性任務。新質生產力的加快形成，為我國在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上重塑比較優勢提供了關鍵抓手。要把這種潛在優勢真正轉化為可持續的產業鏈競爭力，需要在治理體系、結構優化、創新機制和政策協同等方面形成合力。

提升關鍵產業鏈的系統治理能力，是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基礎工程。建議圍繞戰略性鏈條構建依賴度、替代能力和敏感度等指標體系，推動建立貫通鏈首端、鏈中端與鏈末端的動態監測機制，實現對關鍵環節變化的實時識別與響應。例如，以高端制造裝備為代表的行業，一旦核心零部件外部供應受阻，下游整機企業將面臨難以替代的風險，而提前形成“臺賬式管理”有助于提升產業鏈的可預見性和穩健性。

以標準、平臺和場景引導產業結構升級，是塑造新優勢的重要路徑。近年來，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快速發展充分說明，應用場景的開放度與創新活躍度息息相關。比如，在智慧交通建設中，多地開放城市級測試場景，使車路協同、自動駕駛、車聯網等技術得以在真實環境中迭代，帶動整車企業、算法公司和通信企業協同創新。同時，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我國在綠色認證、供應鏈可追溯、智能制造標準等方面提升話語權，也有助于構建面向未來的制度性優勢。

建設貫通從研發到產業化的協同體系，是加快新質生產力落地的關鍵環節。當前，一些戰略性技術領域存在“實驗室成果多、規模化應用少”的現象，需要通過創新共同體等方式打通技術鏈、產業鏈和資金鏈，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以光伏、動力電池等產業為例，通過龍頭企業牽頭、高?？蒲袡C構參與、金融工具配套的模式，實現了從技術突破到產業化快速落地，形成了世界領先的競爭優勢。類似經驗可在更多前沿技術領域推廣。

加強政策體系的協同性與前瞻性，是保障產業鏈升級戰略順利實施的重要條件。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與財政金融政策應形成合力，不僅支持企業進行技術升級，也為構建安全韌性的產業體系提供制度保障。例如，通過財政金融工具支持技術更新，通過科技計劃引導創新方向，通過產業規劃統籌鏈條布局，可以形成政策組合拳，提升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整體能力。

全球產業鏈重構正在進入加速期，不確定性成為常態。在此背景下，新質生產力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更是我國參與全球產業競爭、構筑產業鏈安全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只有持續推進結構性調整、強化創新驅動、提升制度供給能力，才能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實現從“跟跑并跑”向“領跑”的跨越。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計劃（GJS202511）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