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想辦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臺

今天打車，見證了一件挺無語的事。

小鎮習慣上車閉目養神，為方便休息，一般會選擇貴一點的車型，本來休息得挺好，結果聽到網約車司機接電話，還跟電話對面吵起來了，聽了一會，大概搞清楚了：

來電話是因為近期該司機連續兩次被乘客投訴，尤其被乘客舉報車內有異味，因此要求該司機去接受車輛異味檢測和防異味培訓。司機很無奈，去接受檢查和培訓，少說耽誤兩個小時，這錢誰來補？

更令司機氣憤的是被投訴的原因。司機在電話中說，投訴乘客A下車忘了手機，后來電要求把手機送過去，但他當時已經接到了另一位乘客，于是就跟乘客A商量，能不能把這一單送完，再去送手機。

然而乘客A用詞很嚴厲，要求司機取消訂單，把新乘客就地放下，立即送還手機，否則就要報警，這當然遭到了司機的拒絕，遂報警；司機在接到警察來電后表示可以把手機放在就近的派出所，這就遭到了乘客A的更強烈不滿，認為是在刻意刁難，遂向平臺投訴車內有異味。

司機不滿之處在于，難不成乘客毫無道理的投訴，也可以成為對司機的懲罰？

掛斷電話后，小鎮跟這位司機聊了下。

小鎮讓司機先別說這乘客A是什么人，小鎮猜測了下：是不是20歲冒頭的小女孩？

司機說，的確是。

在此需要為小鎮辯解下，小鎮絕不可能對任何性別、年齡、群體有任何歧視，小鎮寫了這么多年文章了，從不搞這一套。但在當時場景下，小鎮給出的是概率最大的可能，當時是通過直覺，系統總結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乘客A處于一種高度自我并充滿不安全感的心智狀態，防備心理很強。猜測之所以采取報警、投訴的極端做法，有可能是腦補了一些司機不肯立即送還手機，一定是在搞鬼，試圖坑害她，不斷惡性循環。

第二、對一件很小的小事，輕率地進行極端升級。通常來說，丟手機這事并不罕見，可以理解失主的焦慮，但現在手機普遍有密碼，本身也不值錢；何況已經聯系上司機，確認手機在車上，這種情況下，司機是跑不掉的，如果拒不歸還或者惡意丟棄，很可能受到法律懲罰。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直接報警，從這一行為可以看出，乘客A對報警感覺無所謂。

第三、非常精準地以“有異味”為由舉報。這是一個非常內行的舉報，要么乘客A是業內人士，要么就是有人教。網約車平臺不同季節、地區考核重點不同，在北方的冬季，考慮到有的司機不勤洗澡、換衣，車輛為保暖保持密閉，很容易出現異味，所以北方冬天考核最嚴格的就是“有異味”，從這位司機通話就可以看出來，僅僅因為一名有矛盾乘客的舉報，就被要求耽誤一兩個小時去接受檢測和培訓。

從乘客A角度，真要舉報，有更多理由更符合邏輯。比如司機態度不好、丟失手機拒絕歸還、與乘客爭吵等等，但唯獨挑了一個不相干的“異味”。

綜合上述線索，小鎮立刻想到了當前一個網絡群體。也就是2023年專項行動，點名的第一條就是堅決打擊“網絡廁所”“開盒掛人”行為。

“網絡廁所”的具體由來不多考據了，這個圈子的人有自己的看法，考據不準確容易被攻擊。總之這個群體大概在2016年到2019年前后出現，在2022年釀成逼人自殺的慘劇，引發高度關注，于是就有了2023年的專項整治。

所謂“網絡廁所”，本質是一種隔空喊話式賬號，也被稱為“廁所號”，采取匿名，由網友也被稱為“廁友”向賬號投稿目標人物的照片、行為或言論，這被稱為“投廁”，“廁所號”接到投稿后，就會代為發不出來，引發關注的“廁友”的討論乃至圍攻。

這個模式的本意，是為了滿足小群體的發聲需要，而在開展年度專項行動之后，也有了逃避監管的作用；“廁所號”代發這些極具攻擊性的內容，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流量和收益，自然不可能進行任何審稿，怎么刺激就怎么發。

由于匿名、代發布的特點，就導致這一群體自以為戴上面具就可以為所欲為，對一個與自己生活并不相干的人持續釋放巨大的集體惡意，動輒發布死亡威脅，并進一步辱罵因受不了網絡暴力想要自殺的人，并從中獲得快感。

這一網絡暴力群體，卻偏偏把自身置于弱者位置，其中部分女性稱自己為“慘圈女”，認為自己才是受挫的、被偷走了人生、羨慕其他正常人的可憐人。這部分群體接觸這個圈子時往往是未成年人，掙扎于現實的困難，自認為具有心理疾病，因此還稱健康人為“健人”，女大學生更是被強烈嘲笑的對象。

對自身描述持負面態度，自認為低人一等，但對他們進行攻擊時卻又將自己置于較高位置，是一種自我中心的表現。廣東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副院長、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主任譚健烽對此曾表示“在網絡環境下，弱者的故事可以利用大眾的同情心，引導輿論走向，進而對他人施加壓力。同時，譴責別人也暴露了內心的自卑感，通過給別人施加道德壓力來減輕自身的不安與焦慮。”

小鎮絕不是說開頭提到的乘客A，就是這種“網絡廁所”群體。更多是因為小鎮最近在思考這個問題，難免有所關聯。

而且這二者確實有相似之處。比如將自己視為弱者，覺得自己手機丟了，司機竟然不第一時間送回來，而是要先去送其他乘客，感覺自己被無視，或許引發了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但實際行動中，卻又把自己置于較高位置，以辱罵、報警、投訴等直接霸凌一名無辜的司機。

考慮到“網絡廁所”在2019年前后盛行，當時主要參與群體是未成年人，六年后，大概率是20多歲的年輕女性。

以上就是小鎮的推理邏輯。

如果僅僅是孤例，也不值得小鎮專門寫一條。

小鎮有個愛好，喜歡在日常生活中開展調研，調研說起來嚴肅，實際很簡單。比如碰到給自己送外賣、快遞的小哥，隨口問一句交的什么社保、在哪交的、你們公司說的保障政策落實了沒有？

打車視情況，也可以跟司機師傅聊一聊，網約車司機平時被嚴格要求不能打擾乘客，乘客主動下，很愿意多聊幾句，尤其車內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更容易取得信任。

如果還想做進一步調研，還有更簡單、更深入的。比如下午空閑時間，去外賣員聚集的地方，給5元、10元購買10分鐘時間，跟對方聊聊，或者填一個問卷，湊上一百多個，足夠寫成一篇碩士畢業論文。

當然，跟其他人的溝通本身更是調研。

比如小鎮就跟一位在某大公司擔任管理崗的朋友聊過裁員和應屆生就業問題。這位朋友說，現在確實采取多招應屆生來對沖裁員的做法，但現實中也面臨很多管理麻煩，有些是這兩三年剛剛出現的。

這位朋友拿自己舉例，這位朋友是女性，剛招了一個應屆女生做實習生，看簡歷和面試表現都不錯，就是工作上有一些不用心，考慮到現在就業很難，也不是每一名實習生都能順利轉正，于是就起了同情心，專門指點這位應屆生應該如何改善工作、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如果想要轉正需要做什么等等。

沒想到的是，第二天公司HR就找到她，說她被投訴了，投訴人就是這名實習生，投訴內容是搞職場霸凌、以無法轉正進行人身威脅，還說不接受PUA等等，要求公司對這位朋友進行處理。

這位朋友就非常無語，一方面是不理解，搞不清這名實習生到底怎么想的，她有什么必要威脅一名實習生；另一方面是疑惑，這名實習生是憑什么覺得HR會僅僅因為她的一個投訴，就直接處理一名公司骨干？又憑什么覺得HR會替她保密？

這位朋友還說，類似情況，這幾年感覺更加頻繁了，跟她們這些年齡大些的職場女性剛參加工作時差別很大，感覺就是這兩三年，以前也沒這樣。

小鎮昨天還刷到一個短視頻，視頻內容是一名孕婦問懷孕期間最后悔的事是什么，說會吸取教訓。

當時已經有2.7萬條留言，滿屏彈幕，小鎮很驚訝，這些留言和彈幕內容高度集中，普遍建議“卸載某社交平臺”，注意小鎮可沒說是什么平臺，請勿對號入座。

看了下留言，按照平臺推送順序，選擇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已屏蔽掉平臺名，原文復述不代表小鎮意見：

代表留言一：某平臺上關于情緒的，幾乎全是自私、神經質、敏感的人找共鳴的。她們在合理化自己的一切行為，卻從未想過改變，遠離她們，用正確的三觀過好自己的生活。

代表留言二：我的工作是關于某平臺的，如果你在人生中的某個重要節點一定要卸載。

代表留言三：如果你有判斷能力，那你就要卸載某平臺；如果你沒有判斷能力，那你更要卸載某平臺。

代表留言四：評論區總結，有寶寶問題找醫生，卸載某平臺；有情緒問題就找老公，卸載某平臺；加強自我判斷能力，卸載某平臺；按需求囤寶寶用品，卸載某平臺；輕微運動，卸載某平臺，等等。

代表留言五：某平臺都挺好的，就是涉及家人、男女關系、性，那就進了垃圾堆。

小鎮也問了小鎮愛人，她是這個平臺的忠實用戶。她說：這個平臺挺好的，有什么不了解的攻略性質的，非常好用，但一切涉及人生困惑、發展抉擇、人際關系處理的問題，絕不要在這個平臺找答案，就算有答案也被大量負面情緒淹沒了。

今天說了三件不同來源的事，最終都指向網絡生態治理。

尤其是對未成年人群，這一群體本來就沒有形成成熟的認知思維，很容易走極端，一旦在三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遭受這種不良網絡生態的污染，后果可想而知。

離開網絡，生活沒那么糟糕。

如果一個人在網絡上得不到正向激勵，長期處于情緒失血狀態，那很可能是上網太多了，應該有意識地控制使用網絡。不用擔心減少使用網絡和對這些信息的關注，會導致錯過什么，現代社會信息非常發達，真正重要的事情，絕不會錯過，沒必要浪費自己的情緒和時間。

而在網絡生態治理上，現在澳大利亞成為全球第一個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國家，還通過了《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要求網絡社交媒體必須采取合理措施減少對未成年人的網絡危害。

小鎮并不看好這一禁令。澳大利亞本身體量太小、技術水平不夠，對主流社交平臺沒有足夠掌控力，而且受困于票選，在當前西方票選制度體系下，誰掌握年輕群體，誰就更容易獲勝，普遍呈現年輕化趨勢，這是因為年輕人更容易被動員。

這種不具備完善基礎情況下的一禁了之，大概率會很快被擱置。

但這一嘗試仍然是有益的，我們也需要思考：如何讓一個平臺發揮更積極向上的作用，增進互信、減少對立，這是社交平臺應盡的社會責任，甚至未來也將成為法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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