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慧英專訪：CUSPEA項目改變了900多位學者的一生

1979-1989年間，李政道、吳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陳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過物理、化學、生化、數學四個中美博士生考試與申請項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選派1700余人赴美攻讀博士，培養了大批頂尖人才。該系列訪談旨在通過展示這些校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對中國乃至全球發展所做出的集體貢獻，彰顯這些項目不僅對中國，也對全球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我叫嚴慧英，畢業于北京鋼鐵學院，畢業以后就去了美國。99年回國開始創業，加入了九三學社，也是十三屆的全國政協委員。我后來一直關心的是社會問題，主要是婦女的權利，包括反暴力法，還有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介入，所以感觸很深，也看到了祖國這些年的發展和壯大。

墨子沙龍：您祖父嚴濟慈先生與李政道先生的友誼始于何時?他們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合作或互動是什么？

嚴慧英： 爺爺和李政道先生的友誼可以追溯到抗戰時期。爺爺當時是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所長，所以他帶著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同仁南下到云南昆明。而李政道先生當時考上了浙江大學，后來又轉校到了西南聯大。爺爺當時在云南的時候，帶領著物理所的同仁給聯軍做望遠鏡和顯微鏡。抗戰結束的時候，民國發的抗日勛章，只有兩位不是軍人的人獲得：一位是我的爺爺，一位是協和醫院的林大夫。所以我也想說，其實科學人怎么為國做貢獻，其實不一定非要上戰場，他一樣可以在大后方做出自己的貢獻，所以特別為爺爺自豪。

這個時候，爺爺也是被吳大猷先生，也就是李政道先生的老師，請到西南聯大當物理兼課老師。這樣，李政道先生就跟爺爺有過交集，是爺爺的聽課學生之一。當然，還有其他的學生，包括楊振寧。但讓我感動的是，30多年以后，李政道先生第一次見到爺爺的時候，是1974年的第一次回國，總理會見他。在會上有很多高層的中央領導人，包括郭沫若、嚴濟慈、周培源這些科學家。這樣一個場合，李先生看見爺爺以后，疾步向前說：“嚴老師，你好。”所以爺爺一直在跟我們講，做一個有禮貌、謙虛的人。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爺爺去世（1996年），每一次李先生見到爺爺都是“嚴老師”，所有的信件都是“嚴老師”，包括爺爺90大壽的時候，爺爺住院的時候，他給爺爺寫了很多封信。所以他們之間不光有師生的友誼，他們又一起推動了少年班的成立、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成立，最主要的是CUSPEA在爺爺和李政道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共同推動下。當然這也包括科學院研究生院當時副院長吳唐先生和他領導的班子的努力，才會有這樣一個十年的CUSPEA的經歷。

墨子沙龍：嚴濟慈先生與李政道共同推動CUSPEA項目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者困難是什么?

嚴慧英： 李政道先生到科大研究生院來講課，但是因為當時聽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把這個課堂放到了友誼賓館的科學會堂，大概有1000多位學者去聽了他的課。在課上，李先生發現國內研究生的素質其實相當得高，但是他們沒有機會能夠去國外深造，去更好的研究單位學習，他們沒有這個機會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么。所以當時李政道先生就給爺爺寫了一封信，能不能組織學生去美國讀書。爺爺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就把這信轉到了國務院。你能想象當時爺爺聽到這個想法以后，他有多激動，他愿意去推動這件事情。我覺得首先這兩位老人很有遠見，很勇敢。我們現在可能都想象不出來當時有多難。我是知道當時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我看資料中有一個情節：當時CUSPEA沒有推下去，后來有一次在中央舉行的科技會上，李政道先生又提出來CUSPEA的問題。鄧小平同志說：“這個事情交給嚴老，不用在會上討論了。”說明小平同志對爺爺的支持和信任，有小平同志的這些支持，CUSPEA才能走下來。

墨子沙龍：CUSPEA項目如何改變了中國物理學界的國際生態?您祖父是否向您提及其歷史意義?

嚴慧英： 我覺得CUSPEA這個項目改變了900多位學者的一生，他們可能本來不會走上現在這條路。我覺得這個對人生的改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事情。就這一點上來說，我覺得李先生擁有對這些學子的大愛，他沒有計較任何自己的一個得失，他每一件事情都在幫助這些學子解決他們哪怕是最細小的問題。所以這些事情其實我覺得也教會了這些學子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對這900多個孩子的影響，其實可能比他真正自己做學問還要重要。我知道很多學者已經是國內的院士、領頭人，是國家科研的主力軍，是社會的棟梁。我覺得就這個意義上來說，CUSPEA在中國培養人才的事情上是一個里程碑，是一個創舉。我覺得特別值得讓更多的人知道李先生的精神，并不一定只是讓學者知道，因為我想經常會有人問，就是這事對學者有什么影響。我覺得學者只是我們社會中的一部分，其實這件事情對每一個人都有影響，你怎么樣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更善良的人，怎么樣能夠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那天有一個發言，我聽了以后也挺感觸的。李先生還記得他在昆明的時候，戰爭時期特別亂，所以他特別感謝一位茶館的阿姨，他每一次去茶館的時候，那個阿姨都會給他一個小地方，他就坐那讀書。這個阿姨的善心讓李政道先生有一個好的環境。我自己認為，其實這個社會如果能夠向善向好，每個人都覺得溫暖的話，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去成為一個善良的分子，愿意去做舉手之勞幫助別人。這個我覺得是李先生給我們最大的、最寶貴的財富。

墨子沙龍：作為親歷者，您如何看待兩位科學家在中外科學交流中扮演的橋梁角色?

嚴慧英： 因為爺爺是一九二幾年去的法國，當時法國實際上是世界科技文化的中心。他畢業以后又在居里夫人實驗室工作，其實跟李政道先生有很相似的經歷：他們年輕的時候都很勤奮地學習。所以爺爺知道在年輕的時候可能更有闖勁，更有能力在科學上有突破。爺爺一直對內外的交流特別的看重，我覺得李政道先生是一樣的。我們只有跟世界站在一起，我們才能更好地前進。打破國界、打破壁壘、打破偏見是我們每一個人，尤其是學者應該時刻想到的。尤其是年輕人一定要站在一個更理性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我覺得交流和合作是不會停止的，我相信這一點。

墨子沙龍：您祖父和李政道先生交往的過程中，是否有讓您動容的科學精神傳承?這樣的精神如何影響您的人生選擇?

嚴慧英： 李政道先生特別的平易近人。他到我們家的時候，我還是個中學生。第一次來的時候，是我倒的水。李政道先生會起立跟我說謝謝你。但是那個時候其實很少有人跟你說謝謝，所以當時我特別的震撼。這么有名望的一個學者能夠對我一個中學生有這樣的尊重，我當時是很震撼。對于我自己本身的成長來說，我又覺得這是我的一個榜樣。無論是誰，你都應該用平常的心去對待。名片上的名頭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你怎么樣去對待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是有意義的，這是我對李先生最初的一個印象。后來我是聽很多學子講，李先生在他們去美國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李先生在辦，細節上的事情。你會覺得做好每一件事情是我們能做的，你應該去做好每一件細事，而不是想一個很大的目標，然后永遠覺得這個目標在那，但是可能就不動手去做。我覺得這一點對我影響也很大，就是我要把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做完，哪怕是最小的事情。我覺得也是李先生對我的一個影響。另外一點，我剛才講到了，就是李先生對孩子們的大愛，我覺得我們還做不到，因為我們還沒有這個能力。我要對我自己有一個要求，要成為一個少留遺憾的人。這是我對我的要求和我的人生信念。這個都是爺爺和李先生教育我的。

墨子沙龍：您有什么建議或者寄語給到如今的年輕學者?

嚴慧英 ： 就像剛才我說的，我覺得做一個勤奮、踏實、有關愛、有同理心的人，然后再說你去怎么做學問。先要做好一個人，然后再去做學問。這是我覺得無論做哪個行業，做什么事情都應該是這樣的。

文字整理：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