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靈獵手：薩拉熱窩的平民活體“狩獵”與遲到三十年的質問

這不是某個反人類驚悚片的劇本，而是一樁正在意大利米蘭被嚴肅重啟的時隔三十年司法調查：在戰火紛飛的歐洲城市里，進行一場真實的人類狩獵。

指控的核心，指向一種幾乎無法用常理丈量的邪惡：在1990年代那場長達1,425天、被稱為“現代歐洲史上最長”的薩拉熱窩圍城戰中，當平民冒著槍林彈雨穿行街道時，一群據稱來自來自意大利、俄羅斯、加拿大和美國等國的“富豪游客”，竟然支付了巨額金錢給圍城的塞族軍隊購買娛樂項目。

他們購買的“服務”，是換取一支狙擊步槍和一處制高點，親手射殺在城市廢墟中掙扎求生的平民。

目的，僅僅是“為了好玩”。

這個近乎都市傳說的恐怖故事，如今正由米蘭檢察官亞歷山德羅·戈比（Alessandro Gobbi）主導調查。

這起調查試圖撕開的不再是常規的意識形態沖突或領土爭奪，而是人類戰爭罪行中最黑暗、最病態的一頁：一種將生命徹底“物化”和“娛樂化”的“死亡旅游”。

地獄的日常：狙擊手的恐怖政治

要理解這項指控的重量，我們必須重訪那個把“狙擊手胡同”變成了日常詞匯的地獄。

薩拉熱窩坐落在一個盆地中，四周環山的地形這使其成為圍城戰的完美陷阱，而彼時圍困該城的波斯尼亞塞族軍隊占據了制高點，將整座城市變成了他們的射擊場。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對抗；正如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在對拉多萬·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等人的判決中所認定的那樣，這是一場蓄意的、旨在“恐嚇平民”的運動。

狙擊手的目標是隨機且殘酷的：去打水的婦女、玩耍的兒童、騎自行車的少年、甚至只是在公寓窗邊一閃而過的人影。在這場圍困中，超過11,000名平民喪生，其中包括驚人的1,600多名兒童。幾乎每10名遇難兒童中，就有1人死于狙擊手。

在這種無休止的隨機殺戮中，誕生了被稱為“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波什科（Bo?ko Brki?）和阿德米拉（Admira Ismi?）的著名悲劇：

1993年5月，這對塞爾維亞族和波斯尼亞克族的跨族情侶試圖攜手逃離城市，卻在弗爾巴尼亞橋上被狙擊手雙雙射殺，而他們的尸體則在“無人區”相擁數日。

從都市傳說到刑事訴訟

“薩拉熱窩狩獵之旅”在戰時和戰后一直以“都市傳說”的形式流傳，但始終缺乏法律層面上的實證；然而近年來的兩股力量，卻將這一傳聞最終推向了意大利的司法系統。

第一個轉折點，來自2022年斯洛文尼亞導演米蘭·祖帕尼奇（Miran Zupani?）的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這部影片第一次將這個近乎都市傳說的恐怖流言以嚴肅影像調查的形式推到了公眾面前，其核心證據來自幾位關鍵的匿名證人，包括一名自稱的前塞族士兵和一名所謂的“承包商”。影片中的證詞雖然隱去了身份，但其內容的具體性和內部視角都直指當年確鑿無疑存在這種令人發指的“死亡旅游”，為這個流傳已久的傳聞賦予了令人不安的實質性分量。

第二個關鍵推動者是薩拉熱窩前市長本杰米娜·卡里奇（Benjamina Karic）。卡里奇在戰時還是個孩子，她深受2022年紀錄片的觸動，于同年向波斯尼亞總檢察長辦公室提交了刑事訴狀。然而，至今仍因戰爭遺留問題和政治分裂而近乎癱瘓的波斯尼亞司法系統最終擱置了此案。

但故事并未就此結束。

意大利作家兼記者埃齊奧·加瓦澤尼（Ezio Gavazzeni）接過了火炬。他聲稱自1990年代起就在意大利媒體上讀到過相關報道，并與前著名法官吉多·薩爾維尼（Guido Salvini）合作，收集了新的證據和證詞，最終在2025年年中向米蘭檢察官辦公室提交了一份長達17頁的刑事控告。

加瓦澤尼的指控是具體而駭人聽聞的：一群富裕的“游客”，據稱來自意大利、俄羅斯和其他西方國家，通過設在的里雅斯特的渠道飛往貝爾格萊德，然后由塞爾維亞安全部門的人員（據稱與后被判戰爭罪的喬維察·斯塔尼希奇有關）接應，護送到薩拉熱窩周邊的塞族陣地。

據意大利媒體ANSA和《共和國報》報道，這份“價目表”將兒童定為最昂貴的目標，其次是婦女，然后是男性，而射殺老人據稱是“免費”的；一次“周末狩獵”的費用可能高達8萬至10萬歐元。

歷史塵埃中的回響

米蘭的調查并非建立在虛空之上。事實上，這些指控的碎片早已散落在歷史的塵埃中，只是一直未能拼湊成完整的圖像。

ICTY前發言人弗洛倫斯·哈特曼（Florence Hartmann）在接受自由歐洲電臺采訪時坦承，檢察官辦公室“知道”所謂的“死亡旅游遠征”，但“不知道它是如何組織的”。

最直觀的證據，或許來自美國消防員約翰·喬丹（John Jordan）在2007年ICTY對塞族指揮官德拉戈米爾·米洛舍維奇（Dragomir Milosevic）審判中的證詞。喬丹作證說，他曾在塞族陣地上看到過一些“外國人”，他們的裝備和行為舉止與當地士兵格格不入。

“當你看到一個家伙拿著一把看起來更像是在（德國）黑森林里獵野豬的武器，而不是在巴爾干半島進行城市作戰的武器時，”喬丹說，“當你看到他笨拙地在廢墟中移動，明顯是個新手時，你知道，如果它走起來像鴨子，叫起來像鴨子，那它就是只鴨子。”

此外，還有俄羅斯作家愛德華·利莫諾夫（Eduard Limonov）在卡拉季奇陪同下，在薩拉熱窩山頭用機槍向城市掃射的著名爭議性視頻。盡管利莫諾夫并非“付費游客”，但這一事件依然赤裸裸地展示了薩拉熱窩將針對平民的暴力“奇觀化”和“名人化”的病態現實，令人不寒而栗。

司法的黑洞與最后的希望

一個迫切的問題是：為什么是米蘭？為什么在三十年后？

答案在于巴爾干地區至今未能愈合的司法“黑洞”。

ICTY雖然成功起訴了卡拉季奇和米洛舍維奇等高級別指揮官，認定他們對“恐怖運動”負有指揮責任，但諷刺的是，沒有一個單獨的狙擊手因為在薩拉熱窩射殺平民而受到波斯尼亞或國際法庭的起訴。

波斯尼亞本國的司法系統不堪重負，根據其高級司法和檢察委員會的數據，仍有超過3200起戰爭罪案件懸而未決，其中超過2900起的絕大多數甚至還處于“初始階段”；更何況許多嫌疑人還居住在拒絕引渡本國公民的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

至于塞爾維亞，正如加瓦澤尼所言，該國法院認定這件事純屬“都市傳說”。

因此，米蘭的調查幾乎是最后的一搏，它繞開了巴爾干地區復雜的政治和民族糾葛，試圖利用普遍管轄權來追究這些“幽靈獵手”的個人責任，但這一嘗試的成功可能性依然尚未可知。

但無論最終成功與否，在證據鏈已然脆弱不堪的三十年后，這起調查的真正分量或許不在于最終能將多少人繩之以法，而在于它迫使人類直視一個更深的深淵：

在戰爭的極端失序中，人類的道德底線可以被拉得多低？

如果指控屬實，薩拉熱窩不僅是一座被圍困的城市，更是一個被販賣的“獵場”，那里的居民不僅是戰爭的受害者，更是某種變態消費體驗的“商品”。

這已經不僅僅關于薩拉熱窩，更是對全人類底線的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