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瑯其人二三事

施瑯是清初統一臺灣的功臣。近幾十年來，由于我們國家同樣面臨著海峽兩岸需要再次統一的歷史任務，人們不免發思古之幽情，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了他的身上。在一些對施瑯的研究中，往往有愛屋及烏的現象，由于肯定他在為國家統一方面所做的貢獻，就忽視了他的一些缺點和毛病，甚至為他被人所詬病的一些事情也極力進行辯護。這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對歷史人物評價的態度。施瑯這個人物是復雜的，他在清初統一臺灣的過程中確實建立了巨大的功勛，但是，在這絢麗光環的背后，也有一些不那么光彩、不那么高尚，甚至還有些陰暗和丑陋的行為相伴隨。除了人們時常會提到的他的民族立場、與鄭成功交惡以及所謂恃才傲物等問題外，筆者再略舉他的幾件事情，或許可以更加豐富人們對他的了解和認識。

一、“爭專征權”強烈排斥他人

施瑯復任福建水師提督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爭取專征權，并且堅持不懈，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專征權”，就是進取臺灣的統兵大權只能由他一人獨任，他人不得染指，包括官階比他高的總督姚啟圣和巡撫吳興祚。這種強烈排斥他人的做法是否合理？有人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但這都是以事后成敗論英雄。如果施瑯不采取這種排斥他人的做法，而是由統兵大員各司其職，他們之間的關系就可能更加和諧，進取臺灣或許更為順利。

有人說：“施瑯之所以極力請求獨任，他深知姚啟圣等人盡管也都力主統一臺灣，但涉及具體戰略戰術，意見多與施瑯有分歧，在借助北風、南風時機上，看法也常不一致。因此，施瑯獨立主持軍務，免受掣肘。”事實上這完全是因果倒置。不是施瑯與姚啟圣有了分歧、為了免受掣肘才去爭取專征權，而是施瑯為了爭取專征權、排斥姚啟圣才造成了兩人的分歧。請看下列史實：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初六日，復任福建水師提督的施瑯到廈門就任。他上任伊始，就立即上疏，要求專征權，企圖將福建總督姚啟圣和巡撫吳興祚排除在統兵進軍臺灣的事外。他說：“督撫均有封疆重寄，今姚啟圣、吳興祚俱決意進兵，臣職領水師，征剿事宜理當獨任。但二臣詞意懇切，非臣所能禁止，且未奉有督撫同進之旨，相應奏聞。”

十月十五日，姚啟圣收到施瑯移送的疏稿之后，沒有想到施瑯“到任未幾”，就要將他和吳興祚排除在進取臺灣的隊伍之外，“不禁中心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已”。十六日他也上疏，表示“臣與撫臣吳均蒙皇上特拔隆恩，同心合力誓以死報。今進剿臺灣，何等重大，臣等焉肯貪生怕死，一聽提臣自為決戰，而不竭力相助有成乎？”“臣屢經拜疏督師出海，豈今日進兵反可旁委？”

十月二十七日，看過施瑯要求專征權奏疏后的康熙帝下旨：“總督姚啟圣統轄福建全省兵馬，同提督施瑯進取澎湖、臺灣。巡撫吳興祚有刑名、錢糧諸務，不必進剿。”

施瑯首次爭取專征權，雖然成功地將巡撫吳興祚排除在進取臺灣的隊伍之外，但排斥姚啟圣的目的卻沒有達到，反而得罪了姚啟圣。此后，施瑯和姚啟圣矛盾不斷，尤其在出兵時機和風向問題上爭論不休，出兵日期一延再延，原因就在這里。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初一日，施瑯再上《密陳專征疏》。其中說，督臣姚啟圣“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長。……督臣亦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今若與臣偕行，征糧何以催趲？封疆何有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難彈壓緩急，臣故密疏入告。使督臣聞知，必以臣阻其滿腔忠藎，仰冀皇上密行溫諭督臣，免其躬親偕行”。

三月十七日，姚啟圣在寧海將軍喇哈達處看到施瑯的疏稿之后，自然也是一番上疏，要求共征權。他表示：“臣銳意滅賊，視死如歸。雖生長北方，然今出海月……亦安然無恙，不嘔不吐，何以知臣出海竟無所長？……臣寧愿戰死于海，而斷不肯回廈門偷生者也。”

對于施瑯和姚啟圣的這番爭論，康熙帝“命議政王大臣等集議，僉謂師期不便屢遷，應檄總督姚啟圣、提督施瑯克期于夏至后進取臺灣”。四月十七日，康熙帝下旨：“進剿海寇，關系重大。總督姚啟圣、提督施瑯身在地方……著協謀合慮，酌行剿撫，毋失機會。”

施瑯第二次“專征”的要求，還是沒有得到康熙帝的同意。康熙帝要求他們二人“協謀合慮，酌行剿撫”，并且對出兵日期一再拖延也有些責備的意思。

七月十三日，施瑯上《決計進剿疏》，疏中將出兵日期一再拖延的責任推給了姚啟圣和其他的將領。說他去年十月到廈門上任時，“點驗船兵，全無頭緒，焉敢妄舉進剿？時欲具疏入告，恐傷寅恭和衷”。經他“日以繼夜，廢忘寢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制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搠。至今年四月終，方稱船堅兵練，事事全備”。但“督臣以五月初一日準部咨進剿海賊事關重大之旨，隨轉意不前，而三軍側聽，一盡解體。臣自初七日起，日與督臣決計進取，力爭十余天……奈督臣終執旨意，以督提同心合意為辭，臣故不便違抗，姑聽督臣主疏展期，實非臣之本意。……在督臣滅賊之念實切，惜乎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其所長，登舟之際，混心嘔吐，身體維艱，所以前疏懇留督臣居中調度，蓋為此也”。最后又提出“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趲糧餉接應……何難一鼓而下。”第三次提出了專征權的要求。

八月初四日，康熙帝在見到施瑯的奏折后有些氣憤，他說：“施瑯、姚啟圣數年來糜費錢糧甚多，前雖屢次啟奏進兵，只以風不順利為詞，延遲日月，踟躕不進。今又題請不令總督進兵。為臣子者，凡事俱應據實啟奏，如此茍且妄奏，是何道理。……此本暫留，且看總督如何具奏。”

我們沒有在姚啟圣的奏疏中見到對此有針對性的啟奏，或許是姚啟圣根本就不知道施瑯還有第三次不讓自己進兵、要求專征的奏疏。

十月初四日，康熙帝命議政王大臣等對施瑯奏請自行進剿臺灣事進行會議具奏。初六日，“為議政王大臣會議準提督施瑯請自行進剿臺灣事。上曰：爾等之意如何？大學士明珠奏曰：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志，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議政王所請，不必令姚啟圣同往，著施瑯一人進兵似乎可行。上曰：然。進剿海寇關系緊要，著該督撫同心協力，攢運糧餉，毋致有誤。前經姚啟圣題定武弁功罪條例，著專交施瑯遵行。上又曰：聞海寇較前衰微已甚。……鄭錦在時猶茍延抗拒，錦死，首渠既除，余黨彼此猜疑，各不相下，眾皆離心，乘此撲滅甚易，進剿機宜不可停止。施瑯相機自行進剿，極為合宜”。

施瑯第三次要求專征，開始時，康熙帝還覺得這種“不令總督進兵”的要求是“茍且妄奏”，可是，過了兩個月之后，由于認為施瑯專征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就改口為“施瑯相機自行進剿，極為合宜”，同意了施瑯專征的要求。

在施瑯的一生中，這種不要他人協同、要求獨自進兵的行為并不是第一次。康熙二年，他就曾經要求“獨自襲取廈門”。并稱：“如是，較易告捷。”只是，不久后他自己“更改其獨自襲取廈門之計”，而愿“與該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協力進取廈門”。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施瑯為人比較好勝，氣量比較褊狹，缺乏大將風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七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和奉命巡視閩、粵兩省歸來的學士石柱有一段對話，對施瑯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康熙帝問石柱：“施瑯何如？石柱奏曰：水師提督施瑯人材頗優，善于用兵。但既成功，行事微覺好勝。上曰：粗魯武夫，未嘗學問，度量偏淺，恃功驕縱。此理勢之必然也。”

二、“南風”、“北風”之爭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施瑯和姚啟圣的矛盾和爭執中，利用何種風向征臺是他們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施瑯在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所上的《決計進剿疏》中說，他原來準備在二十一年五月“夏至后南風成信，聯舟宗進發”。由于姚啟圣接到“部咨進剿海賊事關重大之旨，隨轉意不前”，他曾經面懇將軍(喇哈達)轉勸督臣，“乘南風進剿”。那一段時間，他“日與督臣爭執南風進剿，不惟三軍皆悉其情，即通省士庶亦皆俱曉”。因為，他相信，“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后來，他又在二十二年六月利用南風征臺，取得了澎湖大捷。因此，人們容易認為施瑯始終是堅持南風征臺的，而且施瑯的堅持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殊不知，施瑯與姚啟圣的南風、北風之爭，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只是在沒有取得專征權之前拖延出兵，借此向朝廷施壓。一旦專征權到手，他也可以準備利用北風出兵。二十二年六月他利用南風征臺取得澎湖大捷可以說有一定的僥幸，經驗很難說明利用南風就一定好于利用北風。請看以下史實：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施瑯在《密陳專征疏》中說，他“去冬具疏展限，請以今年三、四月輕北風進兵。……前議輕北風之候，猶恐未能萬全。……莫如就夏至南風成信，連旬盛發，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聯綜齊行，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說明他一開始并不是主張利用南風，而是主張利用輕北風進兵的。后來才覺得利用輕北風不夠萬全，才主張利用南風。

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康熙帝同意授予施瑯專征權。二十日，施瑯收到兵部密札：“總督姚啟圣停其進剿，提督施瑯如無機會，仍操演兵丁，若有可進機會，統伊所派船兵，相機進取臺灣可也。”施瑯見苦苦爭取了一年的專征權已經到手，立刻將他與姚啟圣之間關于南風、北風之爭拋之腦后，決定利用北風征臺。他迅速率舟師北上，于十一月初三日抵達興化(今莆田市)平海衛澳。他在《舟師北上疏》中說：“此番擬在平海開洋，船只乃系坐子向午(即坐北向南——筆者注)，順風坐浪，直抵澎湖，占據上風上流，為制勝之要著也。”

從施瑯自己奏疏中透露的情況，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對風向的主張與要求專征權之間有密切的聯系：

二十年十月，他第一次要求專征權沒有成功，于是“具疏展期”，主張利用第二年三、四月的輕北風進兵，將進兵的時間拖延了數月。

二十一年三月，他第二次要求專征權。其時，正是他原先主張利用的輕北風的時期。但因不知朝廷對他這次要求會采取什么態度，于是他改口稱“前議輕北風之候，猶恐未能萬全”，主張不如夏至南風成信以后再出兵，將出兵日期后延兩個月以上，借以觀察清廷對他要求專征權的態度。

七月，他第三次要求專征權，堅持利用南風。在第二次專征權的要求受挫之后，他利用與姚啟圣主張北風的分歧大做文章，將出兵延期的責任推給姚啟圣。這一次，他表面上申明“決計進剿”，但其中不忘說明姚啟圣反對利用南風，潛臺詞是：不把反對利用南風的姚啟圣排除在統兵進剿臺灣之外，他仍然無法進兵。果然，由于清廷沒有及時同意他第三次專征的要求，“決計進剿”后的三個月內，施瑯沒有任何準備出兵的動靜。

十月二十日，施瑯知道了清廷同意他專征要求的消息，馬上不再堅持利用南風，迅速率舟師北上，準備利用北風征臺。但這次利用北風征臺并不順利，“十二月二十三日出洋，忽轉東風，乃止。二十七日開駕，至青水墘，風輕，又轉東南頂頭，再收平海”。

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施瑯在《海逆日蹙疏》中又再次主張：“乘夏至南風成信，當即進發搗巢。蓋北風剛硬，驟發驟息，靡常不準，難以逆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為穩當。”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原來施瑯主張利用什么風向征臺，基本上是由他爭取專征權的需要所決定的。撇開他和姚啟圣爭論時的各執一詞，客觀地說，南風、北風都是可以利用的，都各有利弊。臺灣第一任知府蔣毓英修撰的《臺灣府志》中說，臺灣海峽地區，“清明以后，地氣自南而北，則以南風為常風；霜降以后，地氣自北而南，則以北風為常風”。“南風壯而順，北風烈而嚴。南風多間，北風罕斷。南風駕船，非臺颶之時，常患風不勝帆，故商賈以舟小為速。北風駕船，雖非臺颶之時，亦患帆不勝風，故商賈以舟大為穩。”一個臺灣的文職官員都能把臺灣海峽的季風說得如此清楚，作為一個有經驗的水師提督來說，施瑯更是熟悉這一切。只不過，為了爭取專征權，他需要借風向說事而已。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施瑯是一個很有權謀的人，但做事好像不夠光明磊落。

實際上，臺灣海峽的氣象十分復雜。雖然清明以后基本上以南風為常風，霜降以后基本上以北風為常風，但風向往往反復多變。上述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施瑯從福建興化平海出兵，這時候是北風季節。二十三日出兵時刮北風，但出洋不久即“忽轉東風”。二十七日利用北風再次起航，到青水墘時，風開始變小，而且很快又變成刮東南頂頭逆風。這是北風季節里出現的五天之內由北風轉東風，再轉北風，再轉東南風的例子。南風季節也一樣。清順治十八年(1661)七、八月間，鄭成功收復臺灣的大軍由于缺糧在臺灣嗷嗷待哺，但廈門和金門的運糧船就是無法到達臺灣，原因就是金、廈的運糧船遇到了連續的“石尤風”——頂頭逆風(東北風)。這是南風季節里連續刮東北風的例子。南風季節里，臺灣海峽還時常會受到臺風的影響。因此，施瑯康熙二十二年利用南風征臺成功，實在是有僥幸的成分在里面。

△ 《平定臺灣得勝圖》（局部）

三、與姚啟圣關系有些忘恩負義和不擇手段

施瑯與姚啟圣的關系是許多研究者都會提到的。有人認為姚啟圣凡事掣肘施瑯、與施瑯爭功，有人則同情姚啟圣，認為施瑯在爭功，各有各的理由。平心而論，姚啟圣沒有什么對不起施瑯的地方，而施瑯在處理與姚啟圣的關系時，確實有些忘恩負義、不擇手段。

為什么說施瑯是忘恩負義呢？因為，姚啟圣曾大力舉薦施瑯，為施瑯的復出做出了很多貢獻，對施瑯是有恩之人，但施瑯復出之后的第一件事，卻是要把姚啟圣排除在進取臺灣的統兵將領之外。對一個舉薦自己的人，不思感恩，卻千方百計地要排擠他，這當然屬于忘恩負義的行為。

姚啟圣舉薦施瑯是出了大力的。康熙十七年四月，他在福建布政使任上，即曾經啟文向康親王杰淑等保薦施瑯。九月，剛任福建總督不久的姚啟圣就上疏題請復設福建水師提督，其中說：“此時水戰更重于陸戰，以陸攻水，斷難凈絕根誅。若以水攻水，而無總統重臣，何能削除禍亂。……伏祈皇上敕部詳查舊制，準于海澄縣復設水師提督一員，令其專練水兵，熟習慣戰，牽制賊勢，以便水陸夾攻廈門，海賊易于撲滅”。但這時姚啟圣已經知道施瑯有子、侄在鄭氏隊伍中，并聽說“當日撤回，原自有因”，所以，在推薦水師提督人選上一時產生了猶豫，沒有推薦施瑯，而與巡撫吳興祚、陸路提督楊捷采取同樣的立場，稱“今復與撫、提二臣面商，皆稱無可保題之員。……請乞敕部另簡廉勇優長、威名素著、深識水性、諳練才能者，仰析欽點一員，勒限星馳赴任”。

但姚啟圣的猶豫并沒有維持太久。十八年六月，他上了《特舉能臣疏》，首先強調了水師提督一職的重要性。其中說：“目下剿賊平海，全賴水師提督一官。今陸路既不能沖擊矣，如水師戰勝，賊自敗走臺灣，如水師不勝，賊仍盤踞廈門。是總督、巡撫、陸路提督不過相助為理，而決戰成功，實水師提督一人任也”。隨之，他反省了自己曾經“明知故忍”，不敢力保施瑯的私心，毅然決然地舉薦施瑯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并且針對清廷的疑慮，指出“施瑯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京。其京中家口數百，豈肯為一子而舍六個兒子與數百口家眷乎？”清廷這時已補授萬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沒有同意姚啟圣的建議。

七月十九日，姚啟圣得悉清廷已任命萬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之后，再次上疏，建議讓施瑯以靖海將軍總統水師事務。他說：“臣曾保舉原任水師提督施瑯，如以萬正色擬補水師提督，即施瑯曾蒙國恩授靖海將軍，或以施瑯以將軍總統水師事務，則將軍提督并收得人之效。”又遭議政王大臣等駁回。

清廷屢次駁回姚啟圣的題請，實因施瑯有子、侄在鄭氏隊伍中而產生疑慮。十九年二月，施瑯的兒子施齊(又名施世澤)、侄子施亥(又名施明良)在廈門謀擒鄭經未果被殺，姚啟圣得悉此事，于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上疏，奏明施瑯子侄“假心事賊，真心為國。……施齊、施亥雖失身海上，忠義難泯”。清廷開始時還以“施齊等俱授海賊偽職，今不便據家人一語為憑遽議”為由，不肯深信，要求姚啟圣將此事詳加查明具題。

十二月二十二日，姚啟圣再次上疏，將施齊等如何陷身鄭氏隊伍，又怎樣為謀擒鄭經被殺的事實調查得一清二楚，并且說：“是施齊等謀擒被殺，已經萬耳萬目，昭著天壤，歷歷可憑，實非止家人一語而已也。此雖謀擒之功未遂，而鄭經因之內變，內外夾攻，賊眾奔走，金廈全收。揆闕所由，二人之功實不可泯。……相應題請從優恤獎。”

施齊、施亥二人優恤事小，清廷因此而打消了對施瑯的疑慮事大。正因為姚啟圣的不懈努力，才為施瑯的復出掃除了最根本的障礙。此后再經過李光地的舉薦，施瑯的復出終于水到渠成。

然而，姚啟圣滿腔熱情保薦的施瑯復出之后，“到任未幾”，卻反過來要將姚啟圣排除在進取臺灣的隊伍之外，這叫姚啟圣怎能不“中心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已”？

如果純粹為了專征權而有如此的行為倒也罷了，施瑯此后與姚啟圣的關系說明他的忘恩負義并非無奈之舉。

施瑯打下澎湖之后，對姚啟圣已無絲毫顧忌，所以，他幾次上疏都說了姚啟圣一通壞話。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一反閏六月十一日疏中“臣專征，止宜主剿，不宜議撫之事”的說法，攻擊姚啟圣和巡撫所差去臺議撫官員，“并無到澎湖知會，枉道直去臺灣，懇其就撫。是均軍國之事，故作兩途歧視，毋乃有輕國體而貽笑于逆眾者乎”。并且說，“且臣于閏六月二十一日，因偽官鄭平英、林惟榮到處張蓋乘轎，自尊無忌，咨移督臣有‘搖尾乞憐，袒肉求降’等語，督臣所差之員，將此公移并督臣自題疏稿，抄送臺灣與偽藩等看閱，致使賊眾危疑，抱恨于臣”。光上疏還不夠，施瑯又專差吳啟爵赴京“披陳面奏”。李光地說他“蓄毒入鄭家，得姚一點陰利事，命陳起爵(疑為吳啟爵之誤)入奏”，好像指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

八月九日，他在《報入臺灣疏》中，又攻擊姚啟圣不及時接濟秋季糧餉，“督臣即于六月十一日回省……今各鎮營官兵秋季糧餉，役過四十余日，尚未運到”。并且說“督標所撥付朱天貴管坐趕繒雙帆艍船于六月二十二日夜內，朱興即帶一十三只徑不請令，私自逃回”等等。

施瑯對姚啟圣的攻擊大多并非事實。如督標朱興等十三船官兵并不是“私自逃回”，而是施瑯親自批準他們護送朱天貴尸身“駕回埋葬”的。這在姚啟圣六月二十五日的奏疏中說得非常清楚：“本月二十五日寅時，據平陽鎮下隨征總兵朱興、游灝稟稱：……(澎湖之戰)朱總兵急于蕩平，尾跟追殺，不意項中一炮氣絕……至灣船時，卑職同總兵游灝、游澎、游舉、林禎等稟見施提督，隨蒙令卑職等將朱總兵身尸駕回埋葬，仍撥本轄大小船只護送，于二十二夜起船，本日辰刻進入興化港”。又如秋季糧餉，姚啟圣在閏六月初五日即已題明，“今準提臣咨催預支秋季兵餉月米并招撫偽官兵應用糧米，臣復辦湊銀十萬兩，米一萬石，一并解赴水師提臣軍前，聽其支用報銷”。

好在姚啟圣事前已經上報，而不是事后再申辯，否則，人們會以為他們各執一詞，無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施瑯這種歪曲事實、詆毀姚啟圣的做法，確實有些不擇手段。

施瑯不僅對姚啟圣如此，他對其他的同僚也不友善。以他的《決計進剿疏》為例，他在其中不僅攻擊姚啟圣“督臣以五月初一日準部咨進剿海賊事關重大之旨，隨轉意不前，而三軍側聽，一盡解體”，還攻擊了前任福建水師提督(時任福建陸路提督)萬正色、寧海將軍喇哈達、坐塘筆帖式譚木哈圖等三人。他說，他剛上任時，“點驗船兵，全無頭緒，焉敢妄舉進剿？時欲具疏入告，恐傷寅恭和衷”。暗指前任水師提督萬正色治軍無能。又說，寧海將軍喇哈達奏疏中有“總督、提督稱南風不如北風”，是喇哈達不將施、姚二人的主張“分晰明白，一筆混入奏章，陷臣推托不前”。還說“坐塘筆帖式譚木哈圖具題大兵水面度日、逆賊窺望空隙之疏，殊非真知灼見為證，臣全不解其故。然臣生長濱海，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豈有海面形勢、風信、水性猶不暢熟胸中，而筆帖式乃更識于臣乎？”從這種四面樹敵的做法，或許可以看出他的為人。

△ 姚啟圣 （1623—1683年）

四、對臺灣棄留問題的態度前后判若兩人

在臺灣棄留問題上提出關鍵性的意見，上《恭陳臺灣棄留疏》，是施瑯最被人們稱道的事情之一。筆者也曾對此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這件事的意義甚至“超過他打下澎湖，迫使臺灣鄭氏投降。因為，迫降鄭氏，只是幫助清王朝消滅了一個政治上的敵人，這和當時打敗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也就是平定‘三藩之亂’沒有多少區別。而使臺灣保留在清朝的版圖之中，這對于臺灣以后的開發和發展，對于中國東南海防的鞏固，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是，筆者也曾經有過一些疑惑：為什么施瑯對臺灣棄留問題的態度前后會有很大的不同？當時，從善意的角度考慮，認為是施瑯經過到臺灣實地考察之后對臺灣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后來讀了臺灣學者石萬壽教授的文章，才知道施瑯這種前后態度的變化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冠冕堂皇的高談闊論其實是隱藏私利的偽裝。

首先，我們看看施瑯對臺灣棄留問題的態度前后有什么不同。

清軍打下澎湖之后，臺灣鄭氏政權的命運基本上已經確定。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施瑯首先在《飛報大捷疏》中提出了臺灣的去留問題。他說：“今澎湖既已克取，臺灣殘賊必自驚潰膽落，可以相機掃蕩矣。但二穴克掃之后，或去或留，臣不敢自專，合請皇上睿奪，或遴差內大臣一員來閩，與督臣商酌主裁，或諭令督撫二臣會議定奪，俾臣得以遵行”。

七月二十四日，施瑯在《臺灣就撫疏》中又提出，臺灣“或去或留，偽官兵戶口繁多，當做何安輯？事關重大，所當亟請皇上迅賜睿裁，敕差才能戶、兵二部迅速前來，會同督撫主裁料理，安置得宜，畢此大事。俾臣得即勾當班師，從此金甌永固，玉燭常調，可無廑南顧矣”。

收到施瑯以上二疏后，清廷下令，“臺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等率眾登岸，令侍郎蘇拜與該督、撫、提會同酌議具奏”。

八月十九日，施瑯親臨臺灣后，在《舟師抵臺灣疏》中，再次表示，臺灣“土地肥饒，出產五谷，沃野千里，人民土番雜處，甚為稠密，應去應留，臣經具疏題請，未奉敕旨，仰冀迅賜睿奪，俾得欽遵奉行”。

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棄留問題首先是施瑯提出的。但在前三個月內，他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沒有發表任何傾向性的意見，完全是一種超然的態度：他是武將，攻城略地是他的責任，至于地方打下以后如何安置，他必須讓朝廷乃至地方督撫拿主張。但在他到臺灣住了三個月之后，他對臺灣棄留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十二月二十二日，他上了《恭陳臺灣棄留疏》，全面闡述了主張保留臺灣的看法。他首先指出，“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可資“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然后，分析了放棄臺灣所將帶來的危害，其中特別強調荷蘭圖謀侵占的危險。說“此地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蠱惑人心。重以夾板船只，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既得數千里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伙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后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針對那種棄臺灣、守澎湖的錯誤主張，他認為，“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臺灣則所以固澎湖，臺灣、澎湖一守兼之”。最后，更明確地指出，“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中耕種，尤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必借內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施瑯的態度為什么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臺灣學者石萬壽教授認為：施瑯要求保留臺灣的“表面理由固然冠冕堂皇，然而以施瑯貪婪無厭的德性，在臺灣十個月無朝廷派官治理的期間，竟如此‘公忠體國’，在情在理都無法想象其可能性”。實際上，施瑯在登陸臺灣之后，縱容家人和部將掠奪了大量由于鄭氏官兵內遷而留下的田園，后來屬于他家的土地就有55莊之多。“施瑯為了有效管理其五十五莊土地，乃設施公租館十處，置管事分掌收租。……可見施瑯力主收臺灣為版圖真正的用意所在。”

石教授的觀點不無道理。如果說施瑯前幾個月對臺灣棄留問題沒有傾向性的意見，是因為他在臺灣還沒有個人的利益，所以他可以抱著超然的態度。等他在臺灣住了三個月以后，他已經發現鄭氏官兵內遷以后留下的大量田園可以輕易地占為己有。如果清廷棄守臺灣，他將失去這些利益。如果保留臺灣，他將擁有這些利益。因此，他一改以往超然的態度，堅決地變成了保留臺灣的支持者。這樣的分析是合乎邏輯的。施瑯家族在臺灣擁有大量的田產、“施侯租”成為臺灣歷史上的一個專有名詞的事實也說明了確實有這種可能。

當然，不管施瑯當時上《恭陳臺灣棄留疏》的動機如何，究竟是為了保護私利，還是覺悟有了很大提高，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此疏的效果和價值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五、侵占臺灣民眾的田產、逃漏政府的田賦

如果說施瑯上《恭陳臺灣棄留疏》有私利的考慮還只是“疑似”的話，那么，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在《東寧政事集》里所記載的施瑯侵占臺灣民眾的田產、逃漏政府的田賦，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在季麒光的《東寧政事集》中有一篇《密陳營盤累民文》，應該是季麒光在康熙二十四年給當時閩浙總督王國安的一份秘密報告。其中寫道：“卑職疏庸末吏，備沐憲恩。脫閩清之火塹，調補諸羅，冀展尺寸微長，惟懼纖毫隕越，有負簡拔之恩及憲臺裁成至意。……今既身在地方，則凡剔弊釐奸興利除害，分所當為之事，自當不避嫌怨，仰瀆憲聽也。切今日職守之最重者，莫如國賦，而利弊之最難清者，莫如田園。視事以后，里民男婦老幼皆稱將軍管事葉虔等將新化里民田冒指營盤，橫征租粟，不論上中下則，每甲收一十八石，往來絡繹，民佃不堪受其誅求，紛紛具控。如陳四、徐虎等八十六人為冒獻血業事，寡婦王氏、鄭氏等為噬寡吞孤事，張旭、林盛等四十一人為釜魚乞命事，潘治、董寅等二十六人為吞占殃民事，鄭吉、林叔等一十五人為究還民業事，鄭再、黃秋等十人為混獻占奪事，其余李文起、薛云、曾莊氏等陸續投訴者，案積如山。此輩冤民，環呼望救。卑職審訊得實，將葉虔等責懲，斷給歸民。復將各案情形并營盤田數繪圖繕冊，痛哭上書于將軍。且卑職地方如大竹排、下加冬、鐵線橋、茅尾港、急水溪等處，皆系墾熟營盤，不下二三千甲，不報冊，不輸糧。詹高、陳貴等自稱督墾管事，倚偽時名號，登堂抗禮，田數多寡，不容查核。差官陳欽、顏親等十有□人奉將軍令牌，勒限征租，擅撥車夫。縣官亦無從詰其真偽，莫可如何。但卑職自責懲葉虔之后，南北兩路管租副使曾蜚、鄭耀星及藍瑤、林明等皆有田園、蔗車，側目于卑職。恐棍徒橫虐，將軍侯未必盡知，而讒言日進，以致忤威獲戾。不揣冒昧，瀝血密陳。”

在《上將軍施侯書》中，季麒光寫道：“今臺灣之地，皆君侯所辟之地也；臺灣之民，皆君侯所生之民也；臺灣之文武員屬，皆君侯藥籠之參芩也。在君侯之身，正如泰山滄海，人誰與讓？況君侯泉人也，以泉之人鎮泉之地，臺灣雖阻重洋，皆君侯梓里之余也。寬其所有，而撫恤其民人，正君侯今日之事也。乃何以職等視事以來，問出水，則曰‘君侯之兵眷’也；問田畝，則曰‘君侯所墾辟’也；問蔗車，則曰‘君侯所豎立’也；問佃丁，則曰‘君侯所蔭免’也。嗟此小民，始為身家計，紛紛具控。及見君侯之員佐持君侯之符，宣君侯之命，執系箠擊，聲言提解。嗟此小民，又為性命計，皆依徊隱嘿，使縣官無從定斷。則小民之情事，亦甚可憐；而員佐之聲靈，更非職等所能問矣。竊思君侯業隆千古，位極人臣，視此所余之粟谷，不過九龍之一臠耳，豈肯以蓋世之勛名與小民爭此尺寸之獲。……今職秩微言淺，而所據陳于君侯者，又冒昧而不知忌諱，亦明知君侯之心事如光風霽月，無所不容。君侯之員佐，皆能仰體君侯之心，不以位卑言高為職罪戾。伏望君侯俯加垂察，使職得效馮讙之誠，為君侯廣焚券之仁，則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君侯之令名盛德，亦永遠不替矣。”

從季麒光的上述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事實：

施瑯的管事、差官等以原為鄭氏的營盤田(鄭氏軍隊墾辟的田園)為名侵占了大量臺灣民眾的田產。僅到諸羅縣具控的民人就有陳四、徐虎、王氏、鄭氏、張旭、林盛、潘治、董寅、鄭吉、林叔、鄭再、黃秋、李文起、薛云、曾莊氏等183人，“案積如山”。

施瑯將鄭氏時期的營盤田占為己有，僅在諸羅縣境內就有兩三千甲(1甲等于11畝零2分)，而且“不報冊，不輸糧”，也就是不向政府繳納田賦。

施瑯的員佐，持施瑯之符、宣施瑯之命，對到官府呈控施家侵占土地的民人“執系箠擊，聲言提解”，嚇得他們到官府之后“皆依徊隱嘿”，不敢講話。甚至連知縣季麒光都“恐棍徒橫虐”，遭人暗算。

在這里季麒光用自己的經歷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小小知縣為民眾利益與權貴抗爭的故事。在這個故事里，惡勢力的后臺不是通常文藝、影視作品中所虛構的皇親國戚、王公大臣，而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施瑯。

以上通過幾件事論述的全是施瑯的不是，但筆者并非要全盤否定施瑯。施瑯在清初為國家統一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本文的目的是以施瑯為例子，說明歷史人物的評價需要實事求是，需要一分為二，需要全方位地觀察。（節選自《臺灣歷史研究》，2013年）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