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臺灣不只要統一，更要解放和治理

文 | 劉夢龍

今天是我們第一個法定的臺灣光復紀念日，這樣一個日子，談談這個在當代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個好時候。最近大熱的劇集《沉默的榮譽》，我想不少朋友都看過了。撫今追昔，當歷史和現實交織，落在當下，落在我們這代人身上，豈能無感。

臺灣問題，經過八十多年，兜了一大圈，落到我們這代人肩上，無疑又回到了那個只差一步之遙的微妙時刻。八十多年前與今天兩岸的局勢，你細思，何嘗不是似曾相識。誠然誰也說不好這一步何時會來，這一步之后我們又要面臨怎樣的局勢，但我們應該有些清醒的認識，有些經驗的總結，有些對未來更全面的盤算，是應該的。

在談論當下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過去。當我們不帶上后見之明，以當時人的認知去看待當時的情形，對當時的一些人和事，恐怕就會有不一樣的認知。而這些認識，足以為日后提供更多的參考。

畢竟，世上絕大多數選擇，事后來看，大概都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有些在當時人看來，能解決的事情，可能在后人看來，其實是沒法解決的。而有些在當時人看來絕對無法解決的問題，在后人看來，其實只要等一等，就會有大轉機，完全不用如此委曲求全。那些在后世看來失當短視的舉措，在當時也許才是順理成章、不得不如此的。

就如《沉默的榮譽》所反映的那樣，八十年前，雖然經過先烈巨大的努力與犧牲，臺灣最終還是沒能迎來勝利解放。如今我們也都知道，臺灣問題最后因為美國干涉徹底長期化了，直到八十年后，臺灣依然孤懸東南，沒有解放。通過事后之明，我們也能知道臺海問題基于當時的客觀條件其實是無法解決的，只能從長計議。

但當時的人又是怎么判斷時勢的呢？實際上，從1949年開國，一直到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這個微妙的時間節點上，無論國共，從上到下，都很難認為臺灣問題會長期化。

美國人是一大變數。可美國人并不是沒有在解放戰爭期間進行過干涉。得到大量美國援助的國民黨八百萬大軍，都已經一敗涂地。宜快不宜慢，是解放戰爭后期的一個大基調，確實有擔憂外國干涉的憂慮。但當整個大陸都丟掉了，解放戰爭已經進入收尾階段，此時美國人再介入，去保一個島，能有多大意義？

再說，渡江戰役我軍不也炮轟了英國人？結果一看國軍大勢已去，英國人轉頭又在香港大賣特賣各種緊俏物資，連退役軍艦都打算賣了。也許美國人很厲害，但它到底有多厲害，在革命戰爭節節勝利的情況下，以當時國內的意識形態和國際化人才儲備來說，恐怕也未必有多少真實認知。

我們說的不好聽點，當時國內不缺知美派，但這些人里充斥著張東蓀之類的懼美派。他們的立場是不可靠的，他們的分析也是不可靠的。要聽他們那套夸大其詞，那解放戰爭干脆都別打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也不要搞了，應該換他們來當家才對。

結果就是，我們回顧歷史，樂觀情緒可見于當時解放臺灣的各類規劃，無不充滿了大干快速的氛圍，只是一次次不得不因現實情況的變化而延遲，修訂。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包括粟裕在內的統軍將領，在舟山，海南等地陸續得手的情況下，對三五年內，最終解放臺灣普遍是有信心的。

我們再進一步說，就算有人擔憂美國人干涉臺灣，這也不過是把新生的大陸政權推到蘇聯人一邊。而當時新中國上下恰恰充滿了對蘇聯的過度推崇，甚至還有關于一起大干世界革命的熱情。同樣，新生共和國政權對自身社會治理和發展能力也有著強烈自信。這又是經過多年革命戰爭已經充分證明的。在這種雙重樂觀情緒主導下，任誰都很難覺得臺灣問題在自己這代人手里沒法解決。

當然，即使在這樣的樂觀情緒下，當時的決策層還是慎重而富有遠見的，不愧是毛主席領導的開國人杰。我們通過后見之明，也知道，如果當時蠻干硬上，部隊是一定要遭受重大損失的。

我們最終成功避免了最糟的局面，已經是不幸中之萬幸，甚至可以說是能爭取到的最好結果了。但臺灣位置的特殊性，又決定這個問題只要還有可能，就一定要解決，而且宜快不宜慢，久拖生變。這不可避免極大影響了當時決策者對臺灣問題的一系列認知和舉措。

我們反觀退守臺灣的國民黨人，心態就復雜得多。單純依靠國軍殘余的那點力量，要想長期在臺灣茍延殘喘，其實是不可能的。這可不是抗戰時退守西南，手里起碼還有半壁江山，有大義的名分，能指望盟軍拉兄弟一把，而是真的孤島漂流。

臺灣這樣一個孤島，逃臺政權今后要想活下去，說好聽點是靠友邦援助，說不好聽點，不就是做石敬瑭、吳三桂？從此離鄉背井，賣國求榮，最后做異域之鬼，這種心理上的坎，不是誰都能過得去的。

再說，蔣先生都把大陸丟了，就算美國愿意保臺，需要一個代理人，但那個代理人一定會是蔣先生嗎？誰不知道蔣先生得罪杜魯門，雙方弄得很不愉快。實際上，人人都知道，孫立人不就是美國人半公開的那個備選人，你是蔣家嫡系，你是孫家嫡系嗎？

我們再進一步說，逃到臺灣的都是敗軍之將，換而言之，就是大家基本盤都丟了，誰說話都不硬氣。過去大家雖然都服從委員長，但也都是雄踞一方的豪杰，如今逃到一個陌生海島上，從此寄人籬下，真的能接受嗎？就算大家都愿意低頭，抗戰和內戰時期大家又不是沒體驗過國府的經濟管理水平。日子一長，就靠國軍那點軍餉和千辛萬苦帶來的一點積蓄，坐吃山空，全家老小不怕餓死嗎？

島內的人心動蕩和大陸方面的急迫樂觀，最后交織成一個什么樣的局面，就是來自不同系統的情報人員，紛紛通過各種渠道被派到島上。目前已知身份，被破獲的情報組就有十多個。

很多人以為蔡孝乾是島內工作的總負責人，其實不是。這些情報組，或者干脆就是針對某些要人的工作組，是各自獨立的。蔡孝乾只是負責臺工委，算是在島內掌握力量最多，資歷最深，地位最高的那個人。

到了1949年，當福建解放，吳石上島的時候，島內的主基調就是風雨飄搖。想和各方勢力接上頭的人，不服老蔣的人，島上有的是，老蔣想管也管不來。金門戰役之后，島內局勢稍有穩定，但這種小挫折豈關大局，大家都是老于兵事之人，誰心里不清楚。

臺灣問題不會久拖，規模浩大的海峽戰役遲早要爆發，這應該是當時國共雙方的共識。真實歷史上，大陸方面也是這么計劃的。實際上，要不是朝鮮戰爭爆發，第二次金門戰役差一點就打響了。即使臺灣本島，在美國沒有直接出兵的情況下，島內的殘兵敗將也是沒有信心守住的。

當時島內權貴遇到共方的策反人員，可以說毫不稀奇。陳誠的副手，“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國軍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澎湖防衛總司令李振清、臺北市長游彌堅，這些人都接觸過來共方情報人員。而這些人，既沒有任何表態，也沒有任何檢舉，其內心態度，可見一斑。順便一提，孫立人的副手，臺灣防衛副司令段沄，最后就是以知匪不報的罪名，在1954年被殺的。

我們了解了這樣的歷史背景，再看最終臺工委的失敗，恐怕就會覺得順理成章。很多問題，不是只有臺工委如此。自渡江戰役勝利以來，隨解放軍席卷全國，勝利就在眼前，大受鼓舞的地下黨人，四處活動，群起響應，結果普遍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從重慶，到湖南，到江西，再到福建，最后到臺灣，每個地方都差不多。在勝利前夜，意圖大舉的地下黨人，一下子從逆風盤轉入順風局。地下黨掌握的實力，像吹氣球一樣快速膨脹，四處搞統戰，各路頭面人物搶著參加革命。年初可能還不到一千人槍，同志們還得分散躲在山里，到年尾，已經手握上萬人馬，弟兄們日日出入各處公館，局勢一片大好。

隨解放軍兵臨城下，許多人干脆從地下轉為半公開身份，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機會，立下最后一番大功，結果卻在最后關頭出了事。不外乎，有的地方有彌補的機會，有的地方沒有彌補的機會，這又主要取決于合作對象本身的實力，還有解放軍推進的速度。

我們也要承認，臺灣的情形確實特殊，孤懸海外，國民黨殘存的全部軍政力量又偏偏都匯集于此。臺灣不是海南，蔡孝乾也不是馮白駒，沒有根據地，沒有部隊，島內能做什么，只能做統戰。何況，上至中央，下到前線，面對海峽戰役，都急的不得了，也都明確提出，關鍵要有內應。這種指示精神和現實狀況，蔡孝乾也不會不知道。再說，島內確實多的是各種態度曖昧的對象，業績隨便刷。

至少，我是這樣看的，臺工委的失敗，有其必然性，不關乎具體的哪一個人。甚至，蔡孝乾可能也有話說，比如指責他生活上有墮落跡象，這在重慶的獄中八條也是一個專門條目。可局勢就是優勢在我，又做統戰工作，不時還出入公館，吃好喝好怎么能不習慣呢？又比如指責蔡孝乾不夠謹慎，可在他心中，可能還覺得自己是相對安全的。解放軍馬上打來了，誰不要留條后路？

臺工委是失敗了，蔡孝乾最后變節投敵，成了可恥叛徒。但我們不妨假設，臺工委如果沒有大潰，而是逐步撤回或轉入地下，蔡孝乾也想辦法回到大陸，繼續身居高位，負責臺海工作，那又會怎樣呢？

我覺得，假以時日，蔡孝乾這位經歷過長征考驗的革命元老，依然不免會和他在島內的統戰對象，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甚至，久而久之，他會不會覺得臺灣問題繼續存在，才更有利于他，是他在建國后各種政治斗爭中的立身之本呢？

具體到50年前后的對臺工作，實際的問題是什么，就是工作的急迫性和功利性。渡海戰役在即，解放軍海空力量不足，不得不依靠島內實力派的幫助。工農群眾的工作要做，但重點肯定還是要集中力量做有力人士的工作。

比如，我前面說的澎湖防衛總司令李振清。這個人把逃到臺灣的山東學生強征去當兵，不從就污為通共分子，遇害失蹤者達三百余，史稱七一三事件，又被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但這樣一個聲名狼藉的人，又處于要害部門。一旦解放軍兵鋒所至，澎湖為第一要地，自古澎湖一落，沒有臺灣不降的。還能怎么辦呢，也只能捏著鼻子做他的工作，甚至要給他封官許愿，一如吳化文那般。

又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游彌堅，他是一位典型的地方賢良。他雖然是臺灣本地大姓出身，在日據時期受到精英教育，但在日本學成后，又毅然奔赴內地，參加了抗日戰爭。任誰說，他都是可信可用的棟梁之材。可一旦臺灣解放，他又立下大功，不免對他大信大用。那他的親朋子侄也不乏人才，都是日據時代受過良好教育的，是不是也要大用呢？久而久之，無關他本人的意愿品行，這會不會又在島內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本土政治家族呢？

我們再進而言之，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工農群眾很重要。但在解放臺灣的這個節骨眼上，愿意為國家統一效力的地方賢良，那些大族，有力士紳，是不是更重要，重要到不得不和他們許諾些什么呢？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在他們和工農群眾之間，要有所側重，有所妥協呢？

當然，這些都是假設，如果臺灣在五十年代勝利解放，我覺得這些問題都能解決，都不是大問題。那些逃臺的將領，社會精英，肯定絕大多數要回內地，不免被稀釋與分而治之。臺灣本土的精英，就算當時得到優待，依然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要經受一連串的社會運動考驗與洗禮。

說到底，以當時新中國的開國之力，只要島內的社會經濟基礎變了，一切都會迎刃而解。就算島內精英還有較強的本土意識，這在南方地區又何嘗少見。再說，一旦臺灣，成為國家多年經營的前沿要地，大量內地的軍政人才不斷輸入，自然能制衡本地力量。

但問題是什么，我們都知道，臺灣問題沒有在五十年代解決，而一直拖到了今天。偏偏，逃臺政權在美國人的幫助下，不但存續了下來，還經歷了很長一段經濟發展領先于內地的時期。直到今天，臺灣地區依然有理論上很高的人均GDP。

今天，我們如今對臺的狀態，是不是很像回到八十年前的狀態？而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當時那套短期，功利的做法，在不得已的狀況下，長期使用了。從七十年代末，兩岸全面緩和算起，我們搞這套做法已經搞了半個世紀。這就是如今經常為人詬病的對臺工作，很多人不滿的稱為惠臺工作。

而這個時候，我們甚至不如五十年代的前輩，有那么多的手段和那么少的顧忌。畢竟，當年逃臺的社會精英，如今早已身故，后代已經本土化。而我們當代的社會環境，已經是相當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社會也習慣了溫和的政治經濟環境。我們不再是當初革命年代那樣，初開天地，可以大搞階級斗爭，盡情搞激烈的社會改造。

這種情形，我們很難不想到香港的例子。香港回歸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最大程度尊重了本地精英，維護了社會有力人士的利益，對舊的利益格局盡量不觸動。這是在九十年代，嚴重依賴外部經濟的現實環境下，維持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窗口所不可避免的。

其實，回歸之后，香港社會發展的很好，社會中下層也得到了很大好處。新世紀以后的二十年，恰恰是香港底層待遇提高最快的二十年。香港社會的中下層收入大幅提升，30%的人收入提升超過一倍。2000年，員佐級港警入職15k，已經是不錯的一份工作。而到了2020年代，端盤子的幫工，都能賺到17k。再加上340萬人住上了公屋，香港底層的境遇，相比二十年前，其實已經大大改善了。

但在這種環境下，香港依然發生了動蕩。這種動蕩當然有外部勢力的挑動，但香港中下層社會的很多人并不感念這些年生活的改善，反而充滿了抱怨。從發展中獲益良多的香港社會中上層，也沒有努力去維護社會穩定，甚至表現出了明顯動搖，乃至意圖挾此牟利。

香港如此，比香港大的多，敵意又深重的多的臺灣，一旦回歸，又會如何呢？何況，香港的回歸，是板上釘釘，經歷了近二十年鋪墊的。而臺灣的回歸，直到今天，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

當代兩岸力量對比，顯然是懸殊的，遠勝八十年前。而我國的力量如今之強大，已經足以拒止任何外部力量對國家統一的干涉。無論是社會期待，國家利益，臺灣問題都不能是一個無限拖延的問題，也是一個祖國完全有能力解決的問題。這一點，不僅我們清楚，島內稍有見識的人也是清楚的。

所以，我們前面會看到臺灣的草根網紅“館長”到大陸撈金，后面會看到，島內的退役中將高安國因為公開表態支持統一被島內判刑。

像館長這人，之前引發了很大爭議，我們很難否認他有投機成分，但他又確實在島內有社會影響力。其實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館長”的調子，還是號召島內人享受大陸的發展紅利，至于他在島內，很難有什么實際作為。但在統一工作上，我們又不免要用到這樣的人，甚至他這樣的人物都算難得。

而像不惜坐牢的高安國中將，覺悟見識乃至作為，顯然都要高于“館長”。但客觀說，他這樣的高調又不免要受到直接打擊。結果就是，真正敢于追求兩岸統一，有實際行動的人，不免會遭遇打擊，失去實力，甚至不能留在島內。更有甚至者，島內一般人也未必會支持他們。

我們如今對臺的處境，看似和八十年前相似，卻又有自己的困難。說到底，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我們不僅要實現祖國統一，還要治理好失落八十多年的寶島。

臺灣和香港，是有相似性的。那就是本地舊的利益格局，其實已經出了很大問題，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滿，但偏偏又沒有徹底破滅。紙面上看，當地的存量優勢還很大，而當地人也都心有默契，試圖以這樣的虛假存量來討價還價。

無論我們日后以何種形式實現祖國統一，我都可以斷言，臺灣島內的有力合作者將多如牛毛。但是，如果為了短期利益，我們就輕易妥協，以求迅速內搞出一個上下同樂，安定團結的好看局面。

這就像一個本來就有絕癥的人，你哪怕用再多補品，強行給他吊命，哪怕把他養到滿面紅光，他依然是非常不舒服的。最終的結果，就是無論得到多大好處，當地人都不滿意，又都不約而同把一切問題歸結到眼下治理者，卻對真正造成問題的人，視而不見。

所以，面對臺灣問題，我們其實有兩場斗爭要面對。一場是統一，一場是治理。我們不能指望回歸后，島內就一團和氣。如果我們不能瓦解島內舊有的社會格局，不能實現島內社會的全面改造，指望靠收買來維持，這種刷一層紅漆的回歸，那么我們就要吃苦頭了。

這種社會改造，尤其是在一個長期敵意，又高度富裕的地區，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是我們自改開以來，未有的問題。這意味著社會意識形態的重塑，意味著社會公平的重建，意味著一條全新的社會發展道路。而這些又都是我們自己的社會，當下要迫切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如果自身社會都不能解決，就更談不上去解決臺灣社會的問題。

今天是臺灣光復日。臺灣的光復，意味著自甲午以來中國近代恥辱的洗刷。而臺灣問題，不僅是國土的回歸，更是臺灣人民，要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一部分，同心同德，共建國家。我們能不能真正、徹底地解決臺灣問題，則是當代中國能不能在新的歷史時期，走出一條新社會發展道路的一次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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