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隱逸士人地域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一、引言

隱士作為中國歷史上知識階層的特殊群體，他們的存在幾乎與中華文明歷史的發展過程相始終，其仕隱選擇除受政治環境、時代風氣以及個人價值取向等因素影響外，還與他們所生長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兩漢時期上承隱逸文化萌芽的先秦時期，下啟隱逸文化走向成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所出現的隱逸現象對隱逸文化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西漢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進一步加強，士人自先秦以來所尊奉的“道統”遭到“政統”的排斥和壓抑，一些士人或出于內心對“道”的追求，或為避免“君威難測”給自己帶來災禍而選擇避隱山林，隱逸不出。兩漢之際王莽篡權，士人或因社會動蕩、政治黑暗，或因“不事二姓”的堅守，“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隱逸高潮。東漢初期，社會“尊隱”“崇隱”之風大開。順帝之后，政治走向衰落，外戚宦官交替專政，士人不愿與其同流合污，紛紛選擇遠離官場，隱居不仕，造就了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第二次隱逸高潮。

我國疆域遼闊，不同地區的氣候條件、自然景觀有著巨大的差異，造就了不同的人文特色，即班固所說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經過長期積累的歷史傳統和人文特色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又深刻影響著成長于斯的文人學子——其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為人處世態度以及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不知不覺中均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本文試圖從兩漢隱逸人物的籍貫入手，分析其所生長的地域與他們仕隱出處選擇之間的關系：空間上，以《漢書》《后漢書》人物列傳中記載的人物籍貫資料為基礎，根據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記錄的成帝時劉向對全國地域所劃分的九大地區所包括的范圍，結合兩漢隱逸人物分布的特點，將兩漢疆域劃分為齊魯地區、三晉地區、關隴地區、巴蜀地區、吳楚地區、宋地、其他地區等，對兩漢隱逸士人的地域分布狀況進行分析；時間上，從西漢（西漢初期、西漢中后期、兩漢之際）和東漢（東漢初期、東漢中后期）兩個整體時期來分析不同階段隱逸士人地域分布的變化特征及其地理、人文成因。

二、兩漢隱逸士人籍貫分布區域

西漢時期不同階段隱逸士人的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4個地區（圖1）：齊魯地區（劉向所劃齊地、魯地的全部范圍，主要包括北海、平原、瑯琊等郡，大體相當于今山東省）；三晉地區（劉向所分的韓趙魏三地所包含的區域，包括河內、太原、南陽等郡，其范圍大體相當于今河南省中部、南部，河北省中南部，山西省全境）；關隴地區（劉向所分秦地的一部分，大體相當于今陜西、甘肅、寧夏一帶，包括關中和隴右兩大地區，關中地區即兩漢所指京兆、扶風、馮翊三個郡轄范圍，隴右地區則指隴山以西的天水、隴西、敦煌、武威等郡）；巴蜀地區（主要指四川盆地及其周圍地區，包括兩漢巴、蜀、廣漢等郡，相當于今四川省、重慶市大部，貴州省北部等地區）。具體來說，西漢初期隱逸士人集中分布在齊魯地區和三晉地區，西漢中后期則由東部轉移到西部的關隴和巴蜀地區，兩漢之際隱逸士人的分布仍集中于以上4個地區，但隱逸人數明顯增加，其中地處中原的三晉、齊魯地區人數最多，其內部的地域分布也有著明顯的差異，如三晉地區太原、南陽兩郡人數最多，分別為7人和5人，齊魯地區北海郡人數最多（4人）。

圖1 西漢時期隱逸士人地域分布特征

迨至東漢，“尊隱”“崇隱”風氣盛行。與西漢相比，東漢時期的隱逸士人不僅數量上有了極大的增加，地域分布的集中性也更加明顯（圖2）。整體上，東漢時期隱逸士人集中分布于關隴地區、吳楚地區和三晉地區。具體而言，東漢初期隱逸士人主要分布于關隴地區的扶風、京兆兩郡以及吳楚地區的汝南郡；東漢中后期則集中于三晉地區的南陽、陳留、潁川三郡，關隴地區的扶風郡，吳楚地區的汝南郡仍占據優勢地位，除此之外，巴蜀地區的廣漢郡，關隴地區的弘農郡等地也成為新的隱逸士人集中分布區。

圖2 東漢時期隱逸士人地域分布特征

三、兩漢隱逸士人地域分布的自然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條件是人類進行一切生產勞動和文化創造活動的物質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類的生產生活。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兩漢時期，自然地理條件對經濟的繁榮、文化的發展、人才的培養、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良好的自然地理條件能夠促進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繁榮、文化的形成等，而這些因素對士人的仕隱選擇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西漢時期

西漢時期隱逸士人集中分布在齊魯、三晉、關隴和巴蜀地區，且各地區隱逸人數隨時間推移都呈現增加的趨勢。這些西漢隱逸士人集中分布的地區，在自然地理因素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1.自然條件的相似性。

這些地區都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相對發達的經濟基礎，它們大部分處于平原丘陵地帶，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大，境內河流縱橫、水源充足，為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齊魯地區地處黃河下游、華北平原東部，境內丘陵平原地帶土壤深厚肥沃，洙水、泗水的流經為發展農業經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西漢時已是“膏壤千里，宜桑麻”的農業發達之地。

三晉地區隱逸士人主要分布于河內（今河南省北部的焦作、濟源、新鄉西部）、太原（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陽（今河南省南部地區）三郡。西漢河內郡氣候溫暖濕潤，土壤肥沃；太原郡位于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腹地，自然條件優越，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南陽郡境內河流縱橫，土地肥沃，西漢中后期水利灌溉系統的大量修建使得南陽地區經濟得到開發。

關隴地區隱逸士人主要集中于關中地區（今陜西省中部關中平原）的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郡，這里自然條件優越，與如今相比，氣候更溫暖、降水量更大、森林植被覆蓋面積更廣、物產更豐富，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之稱。

巴蜀地區主要位于四川盆地，內部地形多樣，自西向東可分為平原、丘陵、平行嶺谷三種類型，既適于農耕也利于經濟作物生長。自秦蜀守李冰修都江堰后，巴蜀地區就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天府之國”，兩漢時更是“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的富庶之地。

2.自然條件的差異性。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地勢等因素的不同，這些地區及其內部的自然地理條件也有著顯著差異，進而影響著經濟發展的程度和類型，影響著地域民風。

關中、河內地區位于黃河流域，農業開發較早。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河內郡先秦時已是“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之地。三晉地區的太原、南陽兩郡以及巴蜀地區雖經濟開發較晚，但礦產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手工業、商業發達，如西漢末年政府在南陽設置鐵官，負責冶煉鐵器，南陽郡的治所宛縣成為當時國內的名都之一；巴蜀地區則“器械之饒，不可勝用”。

齊魯地區又可分為齊、魯兩地，以泰山為分界線，“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自然地理條件有著一定的差異。齊地北瀕大海，魚鹽資源豐富，南臨泰沂山脈，礦產資源充裕，“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魚鹽、紡織等工商業也很發達。魯地為內陸地區，與齊地相比，沒有豐富的山林礦產資源，經濟類型較為單一，“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從自然地理條件對齊魯民風的影響來說，齊地毗鄰大海，波瀾壯闊、洶涌澎湃的海域特征造就了齊人闊達足智、靈活多變、敢于冒險、積極開拓、勇于創新的精神；而處于內陸、長期從事農耕生產的魯人則比較保守封閉、創新性較差，即“故其民齪齪……儉嗇，畏罪遠邪”。

西漢時期，以上四個地區自然條件優越、農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歷史研究表明，這些地區在西漢時也是人口密集、學術文化發達的地區，如葛劍雄在《西漢人口地理》一書中指出，西漢元始二年，齊魯地區、河內地區、關中平原、南陽盆地、成都平原都屬于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的人口稠密地區，而處于汾水兩岸的太原河谷平原也屬于“人口相對稠密、密度在每平方公里二十人以上的地區”；盧云在《漢晉文化地理》中統計發現西漢學術文化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齊魯周宋、河北西部地區、三輔地區、蜀郡周圍地區、淮南吳越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的優越、人口的密集、經濟的繁榮、學術文化的發達增加了隱逸人物產生的基數，而這些因素所造就的不同地域性格、文化精神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士人的處世態度、行為方式以及人生價值取向。“中國士大夫與中國政治息息相關，他們不同的地域性格，必然演化為不同的政治行為與政治觀念”，進而影響著士人知識分子與政治的親疏遠近。

（二）東漢時期

東漢時期隱逸士人主要分布于關隴地區的扶風、京兆和弘農郡，巴蜀地區的廣漢郡，吳楚地區的汝南郡以及三晉地區的南陽、陳留、潁川三郡。由于弘農郡處于關中渭河平原東南部，其自然地理條件與三輔地區類似，巴蜀地區的廣漢郡以及三晉地區的南陽郡在討論西漢隱逸士人籍貫地域分布時都已敘述，故不再贅述。在此就東漢時期隱逸人物新的分布區域汝南、潁川、陳留三郡的自然地理條件進行分析。

汝南、潁川、陳留三郡毗鄰，范圍大致相當于今河南省中部、南部以及安徽省西北部地區，自然地理條件有著極大的相似性。三郡地處華北平原腹地、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適宜、雨熱同期，土壤深厚肥沃，適合多種農作物的生長，汝、穎三大水系的流經為農業灌溉提供了便利。兩漢時期政府在這三郡設立鐵官、工官，大規模修建水利工程，引水灌溉，促使三郡成為農工商業較發達之地。

上述三晉地區的南陽、陳留、潁川三郡，關隴地區的弘農郡，巴蜀地區的廣漢郡，吳楚地區的汝南郡自古以來就是沃野千里、資源豐富、經濟較為發達之地。然而直至兩漢之際或東漢以后才成為隱逸士人大量集中分布區域，究其原因，可能與其地學術文化發達程度等社會、人文因素相關。

四、兩漢隱逸士人地域分布的社會文化因素

（一）西漢時期

由于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學術思想文化體系、民風習俗的地域差異，西漢時期隱逸士人的區域分布、隱逸類型有著顯著的不同。

1.齊魯地區。

齊魯地區為西漢初期和兩漢之際隱逸人物集中分布區域。春秋戰國時期，齊魯兩地的學術文化都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魯地出現了孔子創立的以“禮”“仁”思想為核心的儒家學派，在孔子“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首開私人講授之風的帶動下，魯人逐漸形成了“好學崇儒”“尚禮儀”的文化風氣。西漢初年，這種風氣在魯地士人身上依然存在，如魯地兩個儒生不肯應叔孫通為漢高祖制禮儀的征召，認為“百年之德而后可舉禮儀”，而叔孫通在西漢百廢待興之時就欲起禮樂的行為不合于古。這一方面反映了魯地文化保守持舊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儒家“奉天法古”、以三代先王之道為楷模思想在魯地士人身上的體現。

戰國時道家思想在齊地得到重大發展，“戰國道家的重要一派——稷下黃老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就主要在齊國稷下學宮”，它促使齊地士人思想行為中蘊含著清靜無為、恬淡自然的一面，成為齊地隱逸風氣盛行的原因之一。西漢初年黃老道家思想在齊地仍較為盛行，如齊國丞相曹參以齊地隱逸士人蓋公所主張的黃老清靜之道治齊，說明黃老思想符合漢初齊地社會經濟狀況和思想觀念。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清高之士紛紛棄官不仕以持守氣節、完善人格。齊魯士人更是追求人格的完美，不約而同地選擇隱逸，“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據統計，兩漢之際隱逸人物籍貫明確的有61人，齊魯地區占14人，僅次于三晉地區的15人，可見齊魯文化中忠君、尚氣節精神已成為西漢末年齊魯士人身體力行的觀念。此外，齊魯文化中好學、講禮儀的精神在兩漢之際齊魯地區隱逸人物身上也有所體現，如承宮“執苦數年，勤學不倦”、淳于恭“舉動周旋，必由禮度”。

2.三晉地區。

西漢不同時期隱逸士人在三晉地區的分布地域不同，西漢初年主要集中于河內郡，西漢末年則主要集中于太原、南陽兩郡。河內郡地屬中原文化地帶，因毗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區，較少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直至西漢時期“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杰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剛強乖戾、講究俠義之氣的民風影響著其地士人，如西漢初年“義不受辱”的商山四皓因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非遇君主禮敬則絕不肯出山為仕。

與齊魯地區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不同，戰國時期三晉地區的太原郡法家文化最為發達，即“法家主要源于三晉”。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本身即為三晉之人或主要活動于三晉地區，而這些學者雖歸于法家，其思想卻深受道家黃老之術影響，如申不害“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于黃老”、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因而道家思想也通過這些法家學者在三晉地區得到傳播，至兩漢之際仍未衰退。兩漢之際太原地區的7個隱逸人物中，有5人都為屢征不至、終身未仕的“絕塵不返”者，觀其絕意仕宦、以繁瑣政事為累之行徑，不難看出黃老道家思想對他們的影響。

南陽郡在西漢前期學術文化并不發達，中后期鄭弘、召信臣相繼為南陽太守后，皆篤行教化、移風易俗，南陽地區遂儒風漸被、人才輩出。兩漢之際的南陽之所以成為三晉隱逸人物集中分布的地區之一，與西漢中后期以來南陽風俗的變遷密不可分。儒家文化的傳播、讀書為宦之路的開辟使得原本就深受法家積極進取文化傳統影響的南陽士人孜孜不倦地讀書習經、求學問道，而在這一過程中儒家盡忠尚義、恪守士節的思想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面對兩漢之際王莽篡權、割據戰亂的局面，秉持儒家“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信念的南陽士人，不愿折辱士節、所事非主，紛紛棄官不仕。積極進取的文化傳統則又使得他們在光武復漢之后除一些士人年老病逝之外，都積極應召、回歸仕途，故兩漢之際南陽地區的士人隱逸類型多為先隱后仕或先仕后隱，并無終身不仕者。

3.關隴地區。

黃老學說在西漢前期被奉為西漢統治者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統治階級上層曾極力尊崇黃老之術，其后雖為儒家思想所取代，黃老學說卻仍為關中地區顯學之一，影響著其地士人的思想。西漢中后期關中之地隱逸人物盛行就與黃老思想在此的傳播有著一定的聯系。當時的關中隱士多為修道家黃老之術者，如安丘望之“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著《老子章句》……終身不仕，道家宗焉”，張仲蔚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

兩漢之際關隴地區成為隱逸人物集中分布區域的原因則與其所處地理位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關中為莽新政權統治中心區域所在，地緣位置的相近使得這一地區的士人為王莽征召的主要對象。為堅守“不事二姓”的忠君觀念、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氣節，關中士人紛紛隱跡遁身以逃避征召，李邵公“王莽時辟地河西”、楊寶“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征，遂遁逃，不知所處”。其后赤眉軍、更始政權等西漢末年割據勢力在關中地區的爭奪以及隗囂在隴右的割據統治，造成關隴地區動蕩不安，成為關隴士人選擇隱逸的又一原因。

4.巴蜀地區。

巴蜀位于西南地區，由于盆地地形的封閉性特征以及對外交通的不便，先秦時期與中原交流較少，文化發展較為落后，活躍于中原地區的儒家學說并未遠播其地，“古代巴蜀的學術空氣中最為濃烈的是道家與神仙傳說”。其地士人精敏聰穎，民風敦厚質直、魯鈍樸素且好義勇武。西漢景武年間，蜀郡太守文翁推行一系列文教措施，使得儒學在巴蜀地區得到傳播，學術文化迅速發展起來。然而西漢中后期的巴蜀士人雖讀經學儒，但自先秦以來的道家思想文化傳統仍影響著士人的行事作風。這時的巴蜀隱士全為終身不仕者，或好學讀經卻不為章句，李弘“少讀五經，不為章句”；或研究《周易》、老莊學說，如落下閎通《周易》、曉天文；或精于卜筮之道，如嚴君平則明占卜之術，“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余萬言”，大多為典型的道家型隱士。兩漢之際的巴蜀士人選擇隱逸則更多地與其地忠義慷直、無懼生死的民風相關。面對王莽謀權篡位的不忠行為，巴蜀士人不僅去官不仕，甚至以死明志。章明在王莽篡位后，“嘆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侯剛見莽篡位也表示“吾寧死之，不忍事非主”。

（二）東漢時期

東漢隱逸士人的集中分布區與當時文化發達區域相一致，在以儒家經學為主流的文化背景下，學術思想、士人風氣的地域性差異雖相對減弱，卻仍影響著其地士人的仕隱選擇。

1.關隴地區。

東漢時期關隴地區仍為學術文化發達地區之一。自東漢建立之后，兩漢之際遭遇嚴重破壞的關中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加之西漢以來集聚于三輔地區的世家豪族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形成“好禮文”的傳統，使得三輔地區的文化繼續在全國保持優勢地位，并向周圍弘農、漢中等郡擴散。“時三輔多士”“三輔饒俊異”成為后人在論及三輔地區時的共識。而在其地“好高尚義，貴于名行”的士風下，產生了一批不愿出仕為宦的隱逸士人。這些隱士大多注重名聲、崇尚高節義行，梁鴻“尚節介……仰慕前世高士”，井丹“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

與東漢崇儒習經風氣的盛行相一致，這一時期關中地區學術文化以儒家學說為主，官僚士人多誦習今古文經學。由于東漢時期古文經學未被立為官學且對研習者的學識素養和文字學基礎要求較高，故研究古文經學的士人大多為無心仕途、醉心學術之人，如古文經學家馬融的老師摯恂即“明《禮》、《易》，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隱于南山之陰”。此外，東漢關中地區的弘農楊氏家族中出現了連續五代都曾有過隱逸不仕經歷的現象，楊寶終身不仕，楊震、楊秉、楊賜、楊彪皆為先隱后仕者。這種家族化隱逸現象出現的原因，除“楊寶先輩楊惲以悲劇告終的政治生涯，所造成的家族性群體心理應是影響弘農楊氏后人入仕觀的一大原因”外，與其所處關中地區多隱逸之士的風氣可能也有著一定的聯系。

2.巴蜀地區。

東漢時期的巴蜀地區依然保持著文化發達區域的優勢地位。除西漢以來就處于文化比較發達地位的蜀郡以外，蜀郡鄰近區域廣漢、犍為兩郡的文化也得以發展，“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義，一州稱望”，尤其廣漢地區不僅“有多士多名士”，還出現了大量士人隱逸不仕的現象。

據袁庭棟的《巴蜀文化志》考察，“漢代的巴蜀學術的主線仍是沿襲古代巴蜀道家文化的傳統……中原正統儒學是到三國時才較完整地傳入蜀中的”；盧云先生在《漢晉文化地理》中也講到，東漢時期“經學在巴蜀地區占據了學術文化的主要部分……黃老尚有一定的發展”。兩位學者雖然對東漢時期巴蜀地區學術文化的主流思想有不同看法，但都承認黃老思想在巴蜀地區學術文化中尚有一席之地，這與東漢時期廣漢士人的大量隱逸想必存在聯系。

據筆者對東漢廣漢郡隱逸士人的統計發現，8個廣漢隱士中，任安、段翳、馮顥3人曾為修黃老術的學者楊厚的學生，楊厚以黃老授于諸生，故這幾人的仕隱選擇可能受其所習黃老之學有關。此外，景鸞、任安、段翳、馮顥、楊厚、董扶六人都為明《易經》、曉圖讖之人，而《易經》又被后人視為“隱逸思想之宗主”，其蘊含的隱逸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著士人的出處進退。

3.汝穎、南陽、陳留文化區。

汝南、潁川、南陽、陳留四郡地理位置毗鄰，地轄今河南省大部分地區，都屬中原腹地。西漢時期這一地區雖經濟發達，學術文化卻仍較落后，四郡民風都有著任俠剽悍、“難動以非，易感以義”、好結朋黨的特點。東漢時，四郡地近京師洛陽，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其地士人求學問道、交游仕宦提供了便利，加之西漢中后期以來歷任地方官興辦學校、教化吏民、好才禮士，使得四郡原有風氣為之一變，汝穎、南陽、陳留地區士人遂欣欣向學，研習經典、皓首窮經蔚然成風，產生了大量政治、文化等各類人才。從盧云先生的統計來看，東漢時南陽、潁川、汝南、陳留四郡文化最發達，已成為當時的文化重心所在。毗鄰的地理位置、相近的民風、同為文化發達區的優勢使得四郡士人交流密切，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圈。

東漢中后期汝、穎、南、陳四郡成為黨錮之禍的發源地，四郡士人也成為黨人的核心和中堅。在兩次慘痛的黨錮之禍中，作為黨錮中心區域的汝穎、南陽、陳留士人對于東漢政府黑暗腐敗、無藥可救的政治形勢體會最深，心灰意冷的四郡士人遂遁隱鄉里，不愿為官做吏，這一地區也成為東漢中后期隱逸士人人數最多的地區。這一地區之所以成為黨錮之禍源地、隱逸士人集中分布區，離不開其地不畏權貴、重名尚節、不交非類士風的盛行，如李充“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不合外戚鄧陟之意，鄧陟想以“啖肉”來打斷他，“充抵肉于地，曰：‘說士猶甘于肉’！”，不畏得罪權貴；“不讀非圣之書，不修賀問之好”的周燮在宗族勸其應征出仕時，明確表示不愿“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

除此之外，東漢以來汝穎、南陽、陳留地區文化的發展，“好學”氛圍的形成也成為四郡士人隱逸的原因之一，觀四郡隱逸人物事跡，“專精誦讀”“銳意經典”“耽思經書”之類的記述不絕于書，其修習的學術涉及方方面面。四郡隱士從對政治的關注轉向對學術的鉆研，對他們來說與其出仕“無道之世”、處于禍福難料的宦海漩渦，不如考究學問、教授著述。

五、結語

綜上所述，兩漢時期隱逸士人集中分布在齊魯、三晉、關隴、巴蜀以及吳楚等地區。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看，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間接地為這些地區隱逸士人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兩漢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農業社會中，自然地理條件先天優厚的地區農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隱逸士人的產生。從社會人文因素來說，西漢時期隱逸士人的區域分布、隱逸類型與自戰國以來形成的學術思想文化體系、民風習俗的地域性差異相關：黃老道家思想盛行的地區通常為隱逸士人集中分布區，且多為終身不仕者，如齊魯地區、巴蜀地區，而法儒兩家思想盛行的三晉地區所出隱逸士人多為先隱后仕或先仕后隱者；民風好忠尚義、任俠慷慨之地則更易成為隱逸盛行區，如河內、巴蜀等郡。東漢時期隱逸士人的集中分布區域與當時文化發達區域相一致，選擇隱逸的原因多與當地之士風、主流學術思想的影響相關。此外，靠近政治中心的地區在政治黑暗、改朝換代之際也往往成為隱士集中之地，如關中、汝穎、南陽、陳留文化區。（節選自《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