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一統”成功原因：被隱藏的太深，難怪歐洲無法大一統

所謂“大一統”，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或者是地理上的統一，更包括政治經濟制度上的統一和集中，也就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恰如《公羊傳》中所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就是要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因此，秦始皇掃滅六國后，采納李斯的郡縣制建議，徹底拒絕分封，從而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由于中央集權的大一統，自然需要相應政策措施，所以出臺了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以及修建各種道路等。

但問題是：秦末六國貴族復國、以及項羽再度分封等歷史，既說明延續幾千年的分封制，早已根深蒂固，沒那么容易消亡，時刻等待復辟，也說明秦始皇政策還存在不足，那么漢代如何彌補不足，讓中國成為真正成功的大一統國家呢？接下來，就漢朝三大政策措施簡單談一談。

首先，陵邑制度

所謂陵邑制，是秦漢時期圍繞帝王陵墓設置的特殊行政單位，兼具軍事防御與政治管控功能，始于秦朝，漢朝時發展成為遷豪強、固中央的重要措施。

漢高祖九年，劉邦采納劉敬（婁敬）建議，首遷關東豪族至長陵周邊，之后一直延續到漢昭帝。明朝唐寅的“不見五陵豪杰墓”，其中“五陵”就是漢朝長陵、安陵等合稱“五陵邑”，所在地五陵原橫跨今咸陽北部約500平方公里區域。

問題在于：漢朝為何要這么做？原因很簡單，漢朝的各地豪強，原本是各國貴族后裔，有地、有人、有錢、有糧、還能造兵器，對中央王朝威脅太大。

在六國復國思想還沒有真正消亡之時，尤其一旦天災人禍，各地豪強極有可能打著復國的旗號造反。由于中國地域太大，地方發生叛亂，等到中央知道、再調兵反擊，中間往往已經過去數個月。但實行陵邑制度之后，各地沒有了豪強，發生造反的可能性就大幅度降低，而中小地主的影響力不足，很難掀起大規模的造反。

總之，陵邑制度的確非常殘忍，但從長遠來說卻有利于大一統，否則很難說六國殘余不會復國成功。一旦六國殘余復國成功，那么對大一統的打擊將是巨大的。

其次，察舉制度

漢朝時期，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制度，名為“察舉制”。察舉是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制度，也叫“選舉”。過去，人們一般認可察舉制的人才選拔功能，但其實還有利于大一統的重要作用。

其一，雖然察舉制后來變成權貴通道，但起初卻讓不少下層人士進入了國家管理層（察舉制是從從平民或低級官吏當中選拔），也就是說讓階層相對不固化，有才華的下層有機會稱為高官，這顯然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

其次，察舉制是在全國各地都察舉，由中央和各地高級官員推薦，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名額，不是集中在某地察舉，其中邊疆地區還有優待。換言之，察舉上來的官員，了解各地情況，就相當于各地的代表。因此，漢代每個郡都有自己的官員代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民意代表，從而讓各地都有人參與到大一統政府，同時也讓各地的情況能反饋到中央。

因此，對于維護和鞏固大一統而言，察舉制作用顯然極其重大。

第三，獨尊儒術

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有沒有真正罷黜百家，其實是存在爭議的，但他更推崇儒家是不爭的事實），現代有不少學者批評，但對于當時形勢而言，“獨尊儒術”卻是時代的需要，也更利于維護大一統。

其一，漢武帝上臺時，漢朝主流還是黃老學說，但這種學說講究無為而治，既不匹配當時漢朝逐漸增強的實力，也與漢武帝的進取精神相悖。于是，漢武帝相中了更具進取精神的儒家，尤其公羊傳提出“九世之仇猶可報乎？百世之仇猶可報”非常如何漢武帝北擊匈奴的想法。

其二，如果諸子百家紛爭不已，必然造成思想上的撕裂，進而導致社會撕裂，重蹈戰國亂局，因此獨尊儒術對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漢朝來說是必要的。之后，確立儒家地位也有助于在思想上維護大一統，同時儒家與大一統集權政府命運息息相關，也會主動維護大一統。

漢代之后，歷朝歷代崇儒，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思想上的分裂，維護了思想上的大一統，進而顯然有助于政治上的大一統。

當然，獨尊儒術的確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任何事物不可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需要辯證的看待。

相比之下，雖然西方宣稱存在一個強大的羅馬帝國，姑且不論其真假，但與中國秦朝、以及漢朝為了維護大一統的諸多努力來看，即便羅馬帝國靠一時武力強大實現“統一”，卻顯然缺少后續維護措施（后雖以基督教為國教，某種程度上實現思想統一，但宗教比較容易極端，遠不如儒家包容），一旦風吹草動，就會像秦末一樣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