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香港1951，一群銀行白領用歌聲為祖國秘密慶生

文│殷宗坤

香港中國銀行慶祝國慶（1950年代）

1951年的香港，維多利亞港畔依舊飄蕩著殖民地的氣息，但在一片看似尋常的商業樓宇中，有一群心懷家國的金融人，正以一種隱秘而熾熱的方式，籌備著新中國的第二個生日。他們的獻禮，沒有廣場閱兵的盛大排場，卻有著穿越封鎖的堅定信仰，有著在異國他鄉第一次唱響國歌時的熱淚盈眶，更有著用燈光點亮祖國地圖的無限深情。

01

奉命于轉折之時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舊影

1950年1月9日，周恩來總理發布的一紙電令如春雷震響香江，要求原屬國民黨政府的駐港機構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收”。這份命令不僅是對海外資產的堅決維護，更是對人心向背的一次莊嚴召喚。

在維多利亞港畔的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簡稱“交港行”）辦公室里，副經理賀仰先手持刊載命令的報紙，心潮澎湃。他立即召集經理鐘鍔及石祥和、簡鑒清、彭堅贊三位副理緊急磋商。窗外是殖民地的繁華夜景，窗內是金融人面對歷史抉擇的凝重面孔。經過徹夜討論，他們一致決定響應新中國召喚，于1月18日聯名致電北京總處，鄭重承諾“接受總處領導，恪守崗位、保護行產、照常營業”。這封電報如同一只信鴿，穿越仍彌漫著冷戰硝煙的政治天空，將一家海外銀行的命運與新生共和國緊密相連。

與此同時，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迅速行動。在聽取匯報后，決定組建以項克方為首的金融工作團赴港開展護產接管。這個五人核心小組（項克方、閔一民、莊世平、張錫榮、孫文敏）如同特種部隊，后來更吸納交行葛師良、賀仰先、中行程慕灝、方善桂等熟悉香港情況的金融精英。在那個沒有直達航班、通訊困難的年代，他們通過秘密渠道聯絡，制定周詳計劃。工作團成員之一的莊世平后來回憶：“我們清楚知道，每一份資產都是新中國建設的血液，每一個員工都是可貴的專業人才。”

上海解放后，交行員工成立“交行職工協助接管委員會”，協助軍代表接管交行，此為當時交協會印發的會刊——《接管通訊》 （資料圖片）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于“交港行”存廢的戰略考量。當時國內交行已定位為扶持工礦企業的長期信用銀行，海外機構似乎失去存在價值。但在深入研究后，決策層認識到：交行在東南亞華僑中信譽卓著，吸收著可觀的僑匯；海外申設新銀行壁壘重重，現有網絡棄之可惜；加之商股問題尚未厘清，貿然裁撤可能引發金融市場波動。這些充滿遠見的分析，使“交港行”成為新中國打破經濟封鎖的重要支點。

1950年5月，交行總處業務室副主任葛師良奉命赴港執行資產接管任務。這位戴著金絲眼鏡的金融專家，在悶熱的雨季中奔走于香港各區：他成功收回北角清華街9號、11號兩幢被占房屋；巧妙通過合法渠道將美元頭寸兌換成港幣調回國內；最驚險的是指揮“交港行”信托部子公司擁有的“啟新”輪突破封鎖駛回廣州——當這艘4675噸的巨輪升起五星紅旗駛入珠江時，碼頭歡迎人群的歡呼聲震天動地。完成這些任務后，葛師良留在香港兼任副經理，標志著“交港行”正式納入新中國金融體系。

在新體制下，“交港行”獲得明確定位：業務受總處領導，與香港中行密切配合；員工原職原薪，穩定過渡；資產重新造冊，賬目分立。更重要的是確立了四大經營方針：吸收外匯壯大資金池、代理土特產轉口貿易、拓展進出口信貸、服務僑匯僑胞。這些舉措使這家三十多人的小銀行，成為連接新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重要毛細血管。

02

“偷渡”入港的時代插曲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通知，交通銀行總管理處及其所屬機構業經政務院決定劃歸財政部領導。

機構的新生需要新鮮血液。1951年春，總處決定加強“交港行”力量，選派業務室袁裕寬和上海分行的阮秀堃赴港工作。當時在上海分行計劃科負責染織業調研的阮秀堃，剛完成數萬字的行業分析報告，突然接到人事科調令。這種毫無征兆的工作變動，是那個激情燃燒年代的常態——個人命運永遠服從國家需要。

赴港之路充滿時代特色。當時內地與香港間通行證極難獲取，香港當局對非粵籍人員入境嚴加限制。但有意思的是，邊境存在一種默許規則：能說一口流利粵語者往往放行。這種語言關卡造就了特殊歷史現象——不少愛國干部通過“偷渡”方式赴港工作。

1951年7月，袁裕寬與阮秀堃在上海匯合后乘火車南下廣州。列車穿過剛完成土改的江南農村，窗外閃過的標語牌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字樣格外醒目。抵達廣州后，他們住進沿江路的交行宿舍，這里既是臨時駐地，也是“偷渡”中轉站。經過多方聯系，最終確定取道澳門再轉香港的路線。

維多利亞港舊影

澳門之行充滿戲劇性。當兩人住進南通銀行宿舍時，竟邂逅在該行任襄理的福州英華中學高班同學楊人桐。他鄉遇故知，三人徹夜暢談，從學生運動聊到金融建設，直到東方既白。兩日后的深夜，在楊人桐協助下，他們登上開往香港的貨船。臨行前，“蛇頭”塞給阮秀堃一枚水鉆別針：“上岸前別在胸前，自有人接應。”

黎明時分貨船靠岸，維多利亞港在晨霧中若隱若現。阮秀堃別上信物順利通關，見到來接應的老潘和老宋。但袁裕寬卻因不擅粵語被扣留，最終原船遣返澳門。站在碼頭遙望友人隨船遠去的身影，阮秀堃深刻體會到特殊歷史條件下工作的艱辛。五天后袁裕寬改道再試才成功入境，這段插曲成為同事們多年談資，也折射出當時海外工作者的堅韌與幽默。

踏上香港土地，阮秀堃被分配至信貸部門。辦公室窗外是叮叮車穿梭的德輔道中，室內是噼啪作響的算盤聲和此起彼伏的多國語言電話——這座殖民城市的金融脈搏與內地截然不同。但所有中資銀行辦公室都懸掛著毛澤東像，日歷上用紅圈標注著國慶節等重大節日，形成獨特的文化飛地。在這里，愛國情懷是跨越地域的最強紐帶。

03

在香江唱響祖國

香港交通銀行歌詠隊慶祝國慶演出

到港不足兩月，便迎來新中國國慶兩周年。盡管身處殖民統治下，香港愛國同胞的慶祝熱情絲毫不減。“交港行”提前半月就開始籌備，最具特色的當屬由阮秀堃發起組織的歌詠隊。

最初響應的是十二名年輕行員，他們在下班后聚集在倉庫改裝的排練室。第一課學唱《義勇軍進行曲》時，有人不熟悉歌詞，有人把握不準節奏，但每個人眼中都閃著光。當“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旋律首次在銀行大廳回蕩時，老會計師放下賬本推門張望，電報員停下按鍵側耳傾聽——這是“交港行”歷史上第一次響起新中國國歌，音符里飽含游子對母親的思念。

更大的驚喜來自《歌唱祖國》。阮秀堃在《大公報》上看到歌譜后，連夜用風琴試奏，第二天一早便教唱大家。“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明快旋律瞬間征服所有人，連一向嚴肅的葛師良副經理也站在走廊輕聲跟唱。國慶日前夜，歌詠隊通宵排練，用彩色皺紋紙制作胸花，把會議室布置成紅色海洋。

香港交通銀行歌詠隊排練節目

10月1日慶祝會成為情感爆發的頂點。當歌詠隊唱到“我們的生活天天向上”時，臺下不少老職員抹起眼淚——他們想起戰亂年代資金鏈斷裂時的絕望，對比現在國家支持的底氣，感慨萬千。最后全場起立高唱國歌，聲浪幾乎掀翻天花板。這次成功激勵了更多人參與，次年歌詠隊擴充至三十余人，新調入的聲樂專家老湯教授美聲技巧，擅長曲藝的老樊編排鑼鼓節目，甚至衍生出話劇小組，不斷豐富大家的文化群樂生活。

阮秀堃的另一項創意作品——燈光中國地圖更是成為傳奇。在九龍土瓜灣的宿舍里，他用半個月工資買來三合板，對照地圖冊精細繪制邊界線。電工老陳幫忙布設電路，用不同顏色燈泡標注北京、上海等樞紐城市。最精妙的是設計了一條光帶從尖沙咀車站向內地延伸，象征香港與祖國的血脈相連。

這些看似文藝活動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表達。在港英當局嚴禁升國旗的背景下，愛國同胞用歌聲、燈光、戲劇等創意形式，在殖民空間里構筑起精神防線。每年國慶期間，分散在中環各大廈的中資機構不約而同舉辦慶祝活動，形成特殊的文化共振。這種跨越機構的默契，體現的是對身份認同的集體堅守。

七十余年后再看這段往事，“交港行”的故事已不僅是金融機構的改造史，更成為理解新中國早期海外工作的重要標本。從護產接管的果斷堅決，到“偷渡”赴任的機智勇敢，再到國慶歡歌的情感迸發，展現的是第一代海外金融工作者對祖國的赤子之心。在冷戰格局下，他們既要遵循國際商業規則，又要維護國家利益；既要適應殖民地環境，又要堅守政治立場。這種在夾縫中求平衡的智慧，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