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長停滯”的背后：昆明拿什么留住人？

昆明，這座以“春城”美譽著稱的西南重鎮，正面臨一場嚴峻的人口危機。

據昆明市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2024年末昆明市常住人口868.7萬，全年僅增7000人，同比暴跌91%；這還沒完，若扣除自然增長的2400人，實際流入人口僅4600人，相當于每天僅有12.6個新市民選擇昆明，這個數字甚至不及東部一個縣城的人口吸引力。這場無聲的人口流失背后，是一座城市與年輕一代的漸行漸遠。

而同樣是西南F4的成員，曾經的“小弟”貴陽，過去四年，狂攬61萬新增人口，2024年以19.96萬增量登頂全國第一。反觀昆明，曾立下2025年人口破千萬、GDP破萬億的“雙萬”目標，但如今，距離千萬目標差了近130萬人，2025年也已過大半，這一目標是否能實現，我認為并不樂觀。

那么曾經多么風光的春城，為什么會人口增長停滯？又拿什么留住人呢？

先說人口增長停滯，經濟失速與產業空心化是人口流失的核心癥結。

昆明的困境，本質上是經濟失速的縮影。2024年，昆明GDP增速為4%，雖高于全省增速，但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深層次問題在于產業結構嚴重失衡。昆明經濟高度依賴房地產和旅游業，第二產業占比不足30%，低于貴陽等同類城市，而新興產業占比不足20%。

過度依賴房地產的惡果已然顯現。昆明房地產開發投資占GDP比重一度超過35%，高居全國第三。但隨著全國樓市經濟破滅，2021-2023年其房地產投資分別下降5.1%、30.8%和40.2%，2023年土地收入僅46.28億元，不足巔峰期2019年（915.7億）的5%。房地產的“黃金時代”落幕，也拖累了整體固定資產投資。

與此同時，昆明的工業“短板”突出。其全部工業增加值在2023年為1704億元，僅為深圳的七分之一，甚至低于江蘇縣級市昆山（2435.84億元）。昆明僅有一個千億級產業（有色金屬冶煉），而深圳、蘇州分別擁有7個和11個千億產業。

還有就是債務泥潭與政策效能不足導致發展模式陷入深層困局。

沉重的債務負擔是昆明發展的另一副枷鎖。截至2022年末，昆明城投平臺有息債務高達3577.5億元，債務率550%，意味著每個昆明市民背負4.1萬元隱性債務。其廣義債務率突破300%，償債支出占財政收入的47%，遠超國際警戒線。這甚至影響了公共服務，如員工工資曾被拖欠。

盡管云南省提出了“強省會”戰略，但政策效能似乎不足。2020年-2024年，昆明經濟總量占全省比重不升反降，從27.4%降至26.2%。

最后就是區域競爭與人口趨勢，昆明在“搶人大戰”中掉隊。

在全國人口負增長的大背景下，省會城市的人口競爭愈發激烈。還是以貴陽為例，2010-2020年，昆明常住人口增長202.8萬，還高于貴陽（166.3萬）；2021-2024年，貴陽狂攬61.27萬新增人口，而昆明僅增加約22萬；2024年貴陽人口增量是昆明的28.5倍。

貴陽憑借更優的經濟增速（2024年GDP增6%）、更強的產業亮點（如大數據）和更高的薪資競爭力（程序員月薪昆明6000元vs貴陽8000元），在吸引人才方面明顯占優。此外，貴州省較強的生育率（2023年出生率10.65%全國第二）也為貴陽提供了人口支撐，而昆明則面臨省內地州人口流入減少的挑戰。

總結一下昆明的困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規劃短視與路徑依賴，在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期，過度依賴房地產和傳統旅游，未能及時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數字經濟等實體產業，導致經濟抗風險能力弱。

債務驅動增長模式的弊端，依靠高負債進行投資擴張的模式，在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后，風險集中暴露，嚴重擠壓了經濟社會發展資源；政策執行與營商環境，雖然提出了“強省會”和產業轉型方向，但實際成效與預期存在差距。有分析指出，發展環境的穩定性對地方發展至關重要。

昆明現在需要的是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昆明的人口警報，拉響的不僅是數量危機，更是質量危機。當“春城”的光環不足以留住年輕的夢想，當“宜居”的標簽掩蓋不了產業的空虛，昆明必須從“感覺良好”中徹底驚醒。

城市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產業、政策和環境的競爭。昆明需要的不是又一個遙不可及的人口目標，而是一次刀刃向內的改革和腳踏實地的轉型。能否刮骨療毒，告別對舊模式的依賴，真正構建起面向未來的核心競爭力，將決定這座西南明珠能否重現活力。

最后，春城之春，不應只活在氣候報表里，更應綻放在市民的飯碗與年輕人的夢想中。

（數據來源：昆明市統計局、云南省統計局、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