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下降，“過剩”的教師到哪里去？

南方周末近期報道了各地小學教師“過剩”不得不轉崗的情況。近期各地小學教師轉崗的新聞此起彼伏，頻繁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為什么？沒有生源了。

因為復雜的原因，本世紀起每年的新生兒數量從2000多萬大幅下挫至1600萬上下，徘徊了十余年。2016年受二孩政策的刺激，新生兒達到1786萬，創下近20年的最高紀錄。但隨后大幅下挫，連跌7年，2023年新生兒僅有902萬人，幾乎腰斬。

生源大幅下跌，首先影響的是幼兒園。2023年、2024年全國幼兒園分別減少1.48萬所和2.11萬所，在園人數減少均超過500萬人。但因為幼兒園主要以私立為主，用人制度靈活，并沒有凸顯教師“過剩”的矛盾。2023年起，這波下跌潮全面傳導到了小學低年級，于是各地小學老師率先出現“過剩”。比如某小學6年級有43名學生，但一年級僅有2名學生，類似現象頻繁在各地出現。

如何根據人口變化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已經成為當下教育界的重大課題。《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因地制宜打通使用各學段教育資源，加強跨學段動態調整和余額調配。

“過剩”的小學老師到哪里去？

目前各地的主要做法無非三個，第一，就是轉段，轉崗。即把小學老師調整到初中，高中階段。因為當下中學階段適逢生源高峰期，老師緊缺。或者是把部分一線教師轉教輔工作崗位。第二，就是全面清退臨時聘用的教師與教輔人員，騰出用人空間。第三，跨行業轉崗。但和前者不同，不是在學校內轉崗，而是離開學校，轉移至當地政府其他行業部門與適合崗位。

當然，還有很多專家提出了小班化教學的應對策略。小班化教學的確是一種應對辦法，上海就曾在生源短期下降時采用過。但小班化首先就受制于資源的支持，沒有普遍意義。事實上，目前教育的支出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最大的財政支出之一，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各地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地方政府對這一措施沒有積極性。因此，除了北京、上海等財政充裕的少數發達地區，其他多數地方沒有太大可行性。

關鍵是不能只看眼前小學教師這點問題，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面。

目前還只是這波斷崖式下降的第一階段，更大的跌幅還沒有傳導過來。考慮到這波生源危機必然像潮水一樣傳導至初中、高中，以及大學，中小學教師“過剩”的現象必然也會快速波及整個教育階段，甚至越來越突出。到底會“過剩”多少？根據不同專家的不同預測方式，到2035年，中小學老師“過剩”人數將達上百萬甚至數百萬人不等。

不要忘記了，2035年后大學也難逃這一難題。

所以，這就不是一個小學“過剩”教師到哪里去的問題，而是伴隨新生兒的下降，生源的同步下降，全教育階段未來陸續都將面臨“過剩”教師到哪里去的問題。

隔壁的日韓等國也經歷了這一過程，他們也想了很多辦法，包括小班化，甚至增設課程內容，以增加教師崗位。但做加法容易做減法難，最后核心手段還是兩個。第一，控制現有老師的總體規模，在培訓的基礎上進行轉段，包括跨地區的轉移來解決“過剩”的問題；第二，就是苦熬，讓時間去解決，等候老師逐漸退休，實現自然減員。

對于跨段轉崗任教，很多家長質疑，擔心教育質量。其實現在大量年輕教師都是本科以上文憑，又有著長期的教學經驗，經過專門培訓還是可以勝任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自己的體制優勢，在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中，解決辦法可能會多一些，比如一些地方已經開始統籌跨行業轉崗，這是其他國家很難做到的。但無論采取哪種手段，我們現在都必須按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的要求未雨綢繆，根據生源變動對教師的總量進行控制了。事實上，伴隨生源的顯著下降，近年各地在中小學教師的引進上已經全面萎縮，個別縣市已經停止新教師的招聘與引進。

當然，中小學教師為核心的教育資源的配置調整，除了考慮絕對生源的下降，也必須考慮城鄉之間生源的單向流動的疊加：伴隨城鎮化的發展，農村學校生源快速流失，部分城市學校面臨學位不足的復雜局面。

所有這些預測，還只是基于目前的新生兒數據。在三孩政策以及疫情結束紅利的釋放下，2025年新生兒數量在連降7年后出現反彈，增長52萬達到954萬。但一些人口專家悲觀地預測，如果生育刺激措施不見效，未來新生兒數很難大幅反彈，甚至會進一步深度下跌，長期低于700萬。

也就是說，現在只是開始，也只是第一波。從這個角度，廣大老師不必觀望，積極走出舒適區，晚轉崗不如早轉崗，這是遲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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