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日本某座研究所的隔離病房里，消毒水的氣味被一種更濃郁的腥甜覆蓋。病床上的男人渾身裹著浸透膿血的紗布，潰爛的皮膚像融化的蠟油般從指縫間滴落，在床單上暈開暗紅色的污漬。
他喉嚨里發出破風箱似的喘息，斷斷續續的呻吟在密閉空間里反彈，每一個音節都黏著腐爛的氣息 —— 這是大內久被強行續命的第 83 天，也是他看著自己的身體逐漸液化的第 83 天。
監護儀規律的滴答聲在此刻顯得格外刺耳，像是在為這場無望的掙扎倒計時。他的眼球早已失去光澤，渾濁的眼白上布滿血痂，偶爾轉動時會帶出粘稠的液體，順著臉頰滑進脖子上敞開的傷口里。
沒有人敢靠近那病床三尺之內，連經驗最豐富的護士換藥時都要隔著三層鉛板，仿佛那具還在微弱呼吸的軀體不是病人，而是一口正在緩慢沸騰的毒鍋
這種可怕的畫面，并不是什么恐怖電影的橋段，而是 1999 年秋天發生在東京一個村莊的真實事件。
而事件發生的地點，則是地圖上需要放大才能找到的小村子里，叫做東海村。
在這里，竟藏著一家核燃料加工廠。
回溯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核燃料工廠暴露出觸目驚心的操作亂象。
為節省成本，工人常常將硝酸鈾溶液直接倒入沉淀槽，遠超臨界質量標準；操作人員也非常業余，未經過系統核安全培訓，甚至存在無證上崗現象；工廠管理形同虛設，關鍵設備長期缺乏維護，監測系統故障頻發……
為了迎合經濟的發展，當時日本核工業以效益為上，監管體系上存在重大漏洞。而政府部門對此也置若罔聞，任憑其野蠻發展，最終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這種混亂無序的操作環境，就像一顆隨時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而悲劇的導火索，即將在某個尋常的傍晚被點燃。
出事那天，夕陽正把廠房的玻璃窗染成詭異的橘紅色。三位工人在鈾提純車間里重復著枯燥的動作，不銹鋼桶與地面碰撞的聲響在空曠廠房里回蕩。
按照規定，他們本該將八氧化三鈾粉末倒入反應塔，讓硝酸鹽溶液緩慢溶解。當時鐘指向下午五點時，回家的念頭像藤蔓般纏住了其中兩人的神經。
他們本應嚴格遵循操作流程，將原料以規定的速度和方式投入，可歸家心切讓三人鬼使神差地忽視了安全守則。
“跳過管道吧，直接倒能快一倍。” 其中一人擦了擦額頭的汗，不銹鋼桶的邊緣在燈光下泛著冷光。
沒有人提出反對。當第一個裝滿鈾 235 硝酸鹽溶液的桶傾斜時，黏稠的液體順著漏斗滑進沉淀槽，發出細微的咕嘟聲。
他們像流水線上的機器人，機械地重復著傾倒動作，直到第七桶溶液沒過漏斗邊緣的瞬間，一道幽藍色的光芒突然在沉淀槽中炸開，像淬了毒的鬼火，瞬間舔舐到離它最近的大內久臉上。
作為福島第一核電站的資深核反應堆工程師，大內久正雄在行業內素有 "反應堆啄木鳥" 的美譽。這個外號源于他總能通過細微的參數波動發現潛在故障 —— 就像啄木鳥精準定位樹干里的害蟲。
他膝下育有一雙兒女，大女兒就讀于東京大學核工程專業，小兒子剛升入初中。妻子美咲曾是放射生物學研究員，為照顧家庭辭去工作后，在社區開設了兒童科學啟蒙教室。
這個典型的核電世家，三代人中有四人投身核能領域，本應該有著無比幸福的生活，一切，卻在那場災難后都發生了改變。
當時，大內久距離藍光只有60 厘米的距離，這足夠讓死神在他體內種下無數顆毒種子。他扶著漏斗的右手瞬間失去知覺，喉嚨里涌上鐵銹味的腥甜，對著那片藍光劇烈嘔吐起來。
后來他才知道，那瞬間迸發的光芒里，藏著上萬倫琴的輻射劑量，是人類年承受上限的兩萬倍。
那道藍光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輻射如同無數細小的鋼針，瞬間穿透大內久的身體，在細胞深處肆意破壞。
但他本人卻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被送到醫院時，他的右手只是有些紅腫，他甚至還能對醫生擠出一個笑容。
但穿著鉛衣的醫護人員交換的眼神里，只有絕望 —— 他們太清楚 “見光必死” 的鐵律，那抹藍光不是祥瑞，是來自地獄的死亡通知書。
真正的恐怖從第三天開始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