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為什么必然會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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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節(jié)度使安祿山走到了命運的岔路口，他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像張守珪和王忠嗣等前輩一樣，等待著被皇帝除掉，或是鋌而走險，除掉皇帝換上自己。對于這個胡人將領來說，已經(jīng)沒有其他更加安全、和平的路可以走了。

安祿山雖然是歷史上有名的叛臣，但他的前半生卻道盡了唐代胡人生活的艱辛。他的母親是一位突厥的巫婆，可能就連他的母親也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誰。在生下安祿山之后，母親才嫁給了一位叫作安延偃的胡人。安延偃的弟弟是一位胡人將軍，名叫安波注，安波注有兩個兒子分別叫作安思順和安元貞，因此，安祿山和安思順又成了后天的堂兄弟。

開元初，安延偃家族衰落，安祿山和安思順兄弟跟隨另一個胡人將領安道買的兒子安孝節(jié)、安貞節(jié)，來到唐代的嵐州別駕處，得到收留。在這里，安祿山遇到了他的貴人，后來的節(jié)度使張守珪。

當時還是市井小混混的安祿山因盜竊牲畜被捕，按律當處杖刑。臨刑之際，他突然向監(jiān)刑官高呼："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而殺壯士！"這番話意外打動張守珪，不僅赦免其死罪，更破格將其收編為捉生將。

之后，在張守珪手下，一方面，安祿山受到重用，被提拔為員外左騎衛(wèi)將軍，充衙前討擊使；另一方面，張守珪又在戰(zhàn)事失利時毫不猶豫地將責任推給他，在安祿山充任平盧將軍時，因為戰(zhàn)斗失利，就差點被殺死。這也說明胡人在軍中的處境是多么兇險。他們在節(jié)度使的庇護下才能獲得一定的職位，還隨時可能遭殺身之禍。

最能說明安祿山命運的，是他和玄宗時期最后一位賢相張九齡之間的糾葛。張九齡任職時期，已經(jīng)到了李林甫時代早期，李林甫為了抑制賢相們的勢力，將節(jié)度使和中央官吏之間的旋轉(zhuǎn)門隔斷了。之前的退職宰相可以去邊關擔任節(jié)度使，也可以從節(jié)度使調(diào)任宰相，但李林甫為了避免有人和他抗衡，將這個傳統(tǒng)廢棄了。胡人將領紛紛得到提拔，作為李林甫的勢力對抗賢相。作為最后一位賢相，張九齡不是不知道李林甫的意圖，因此他的策略就是堅決反對對胡人將軍的任命，并利用一切機會打擊胡人勢力。

這本來是路線之爭，李林甫的做法雖然帶來了大禍，但張九齡的反對意見也并非全有道理，只是大家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利用唐代缺乏對官員的人身保護機制這個缺陷，使出殺招來進行博弈。但在唐人的記載中，卻將張九齡神話了，因為他反對李林甫任命的胡人將軍就是安祿山。

根據(jù)史書記載，張九齡似乎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一次見到安祿山時，就認定安祿山是亂臣賊子。到了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在張守珪因為安祿山戰(zhàn)敗而要懲罰他時，又是張九齡堅決主張殺死安祿山，但皇帝沒忍心下手。

這兩件事讓張九齡一直被人懷念，甚至有記載，就連皇帝在發(fā)生叛亂后，也懷念起張九齡來，后悔不已。

到此時，安祿山已經(jīng)有過兩次性命攸關的時刻，卻都扛了過來。更幸運的是，恰逢李林甫重用胡人的政策出臺，加上他本人善于察言觀色，于是，到了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他已經(jīng)擔任了平盧軍兵馬使。

第二年，御史中丞張利貞作為河北采訪使到平盧考察時，安祿山獲得了他的歡心。這次安祿山被加封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節(jié)度使，支度、營田、水利、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等四府經(jīng)略使，順化州刺史。除了這一串的官職之外，最重要的是，安祿山獲得了皇帝的賞識。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皇帝把平盧軍從幽州劃了出來，單獨設立了一個節(jié)度使轄區(qū)，任命安祿山為節(jié)度使，安祿山就名正言順地成了帝國的軍事高官。

第二年，安祿山入朝覲見，獲得了玄宗的重視，加封驃騎大將軍。下一年，安祿山兼任了范陽節(jié)度使、河北采訪使，成為帝國東北地區(qū)兩大轄區(qū)的節(jié)度使，權(quán)位更重了。他離開長安時，皇帝命令宰相以下高官都必須親自相送。

但這還不是安祿山受寵的高峰。從天寶六載（公元747年）開始，在玄宗皇帝和李林甫的帶動下，全國開始為安祿山瘋狂。李林甫和楊國忠兩大權(quán)臣都以侍奉安祿山為榮，皇帝賜給他的財富、官職、宅第和宴會可謂皇家一般的待遇，超乎唐朝任何時期的任何大臣的。出現(xiàn)這樣的瘋狂，也預示著唐代中央官吏徹底失控，已經(jīng)沒有人能夠提醒皇帝了。所有的大臣都只能順著皇帝的意思，把事情做得更加過火，而皇帝在大臣的諂媚下，也會做得比自己希望達到的程度更加過頭。

安祿山顯然也知道自己沒有皇帝想象的那么好，身處這般境地，安祿山卻始終難掩內(nèi)心的惶恐，就算皇帝賜給他鐵券他也覺得并不保險。在唐代的官僚系統(tǒng)中，一個人爬得越高，他的危險也就越大，人們今天能夠捧他，明天就能夠棒殺他。為了證明自己無功不受祿，他必須做出足夠的成績，才能配得上這些賞賜。于是，在安祿山的掌控下，東北邊境上戰(zhàn)爭頻仍，甚至出現(xiàn)了安祿山主動誘殺熟番的情況。在這種瘋狂中，邊疆變得更加不穩(wěn)定、不安全了。

但這依然無法為安祿山提供足夠的軍功來讓人們閉嘴。對他最不服氣的就是另一員邊將哥舒翰。讓哥舒翰不滿意的還有安祿山的后天堂兄弟安思順。安思順于天寶六載（公元747年）接替另一員大將王忠嗣擔任朔方節(jié)度使，不久又調(diào)任河西節(jié)度使，到了天寶十載（公元751年）又調(diào)回到朔方擔任節(jié)度使，直到安史之亂起。河西和朔方接近哥舒翰的地界，在哥舒翰看來，這就是安氏兄弟準備侵犯他的利益。

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隨著李林甫的死亡，楊國忠繼任宰相。安祿山終于意識到，自己呼風喚雨的時光快要結(jié)束了。安祿山在長安時，楊國忠曾低三下四地攙扶他，卻并不喜歡他，將他看成李林甫的人，需要除掉。哥舒翰才是楊國忠的人。

不要以為楊國忠反對的是李林甫任用胡人的政策。隨著唐朝邊疆將領的胡人化，誰也沒有力量扭轉(zhuǎn)這個政策。楊國忠想做的也只是換上一批聽自己話的胡人罷了。至于安祿山，由于皇帝對他的恩寵過了頭，即便他想表現(xiàn)出聽話的姿態(tài)，楊國忠也不敢相信，因此楊國忠要對付的首要目標就是安祿山。畢竟在唐代的環(huán)境里，權(quán)位已極的人要么死亡要么造反，朝廷能做的就是在他造反之前把他解決掉。安祿山不管做什么，都無法改變這個命運。事實上，他們兩人都處于唐代的一張大網(wǎng)中，這張網(wǎng)決定了沒有人能夠獲得足夠的安全感，他們的生命都受到對方的威脅，除了殺死對方，沒有解決辦法。

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安祿山最后一次入朝。他已經(jīng)預感到了自己的命運，并大膽地向皇帝進行了申訴，表示楊國忠要除掉他。皇帝也解不開這個朝代的死結(jié)，他在年輕時曾經(jīng)試圖以身作則，避免群臣陷入死斗，但自從他在統(tǒng)治后期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已經(jīng)無力再讓任何人相信了。

皇帝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安祿山又加了官職和無數(shù)的賞賜，希望這些外在的東西能夠讓他放心。人們將安祿山獲得的賞賜一一列出，似乎是為了證明叛亂的責任全在安祿山，但他們不知道，由于缺乏內(nèi)在的制度約束，不管多少外物，都無法改變?nèi)藗儍?nèi)心的恐懼。皇帝賞賜的官職只是讓安祿山叛亂更加容易罷了。

安祿山離開時，皇帝親自到望春亭送行，將自己的衣服解下來給安祿山穿上。這個動作嚇壞了安祿山，以為皇帝又要找借口將他留下。由此可見，雙方的誤會已經(jīng)無法消除了。皇帝本該在安祿山離開前殺掉他，只要讓他回去，他必然不會再來。可是如果殺掉安祿山，楊國忠又實現(xiàn)了他的陰謀。

安祿山逃離后，皇帝想給他加上宰相的頭銜，最后一次示信于他，表明無意將他拿下。但由于楊國忠的干預，安祿山并沒有獲得宰相之銜。皇帝的善意反而成了他失寵的信號，加速了他的反叛。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祿山的問題已經(jīng)成了死結(jié)。他即將叛亂已經(jīng)成了雙方的共識，唯有皇帝還不想接受這個說法。不管怎樣，安祿山都不可能再來見駕，并且長安和洛陽的任何動作都可能從事實上激起他的反叛。即便是皇帝想懷柔，但如果繼續(xù)給他更多的權(quán)柄，也必然導致未來更大的危險。在這種兩難之中，皇帝的不接受更多只是一種鴕鳥戰(zhàn)術(shù)罷了。

作為宰相的楊國忠反而試圖繼續(xù)解決安祿山這個麻煩。他的方法是將安祿山和他的將軍們調(diào)往中央，授予高官，同時解除他們的兵權(quán)。但這個辦法被識破了，安祿山堅決拒絕再次前往長安，因為那意味著他必然會死在那里。
與此同時，安祿山也在試探皇帝，他申請用三十二個番將取代漢將，皇帝和大臣們猶豫不決，搖擺之后，拖延了下來。

從表面上看，雙方彬彬有禮，皇帝不時派人去撫慰，順便打探情報，安祿山繼續(xù)虛報著對外討伐的功勞，讓皇帝為他的武功感到歡欣。但事實上，雙方都知道，這樣的局面已經(jīng)不可能長期維持了。唐代缺乏底線的內(nèi)斗終于結(jié)出了最大的惡果，將所有人都納入局中掙脫不開，只是看誰先動手罷了。

最后打破平衡的是宰相楊國忠，他派人逮捕了安祿山在長安的幾個手下，安祿山通過在長安的兒子（也是人質(zhì)）安慶宗獲悉此事，認為這是要對他動手的信號。最終在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舉兵反叛。當時的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唐朝的玄宗盛世，也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盛世，就此成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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