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告訴我們，念經念不死資本主義

文 | 北方朔風

2024年初，英國左翼評論員歐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來到中國深圳。他并非是單純來游覽，而是被邀請參加英國當代著名左翼作家馬克費舍的著作《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中譯本發布會，這是馬克費舍最受歡迎的作品，也被認為是他核心觀點的總結。回去后他寫了篇關于深圳的文章，發表在《新左翼評論》上面。

因為歐文先生對深圳和中國的了解有些片面，所以這篇文章引發了一些爭論（這點后面再說）。歐文中國行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不是他對中國的觀點，而是他對馬克費舍的態度。當時，《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中譯者王立秋老師想從歐文這里多了解一些關于馬克費舍的事情，這讓歐文感到有點尷尬，因為在馬克費舍去世的時候，歐文和他已經幾年不是朋友了。

馬克費舍這位才華橫溢的左翼作家在2017年選擇了自殺，他本來曾計劃有更復雜的作品，《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不過是序章罷了。這個悲劇原因是多樣的，因為青少年時代的不幸經歷，他一直被抑郁癥困擾，馬克費舍在博客中承認，他在青少年時代曾經被侵犯過，這導致了他精神狀態的問題。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藥物濫用的問題，馬克費舍提出過一個“酸性共產主義”的概念，而這顯然是借鑒了“酸性搖滾”這一名詞，這里的酸，指的是以LSD為代表的致幻劑。我們在之前介紹“黑暗啟蒙”代表人物尼克蘭德的文章中，提到了尼克蘭德當年創建的CCRU這個激進組織，而馬克費舍也是CCRU出身的，CCRU的藥物濫用者也遠不止他一位。

還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現實中英國政治的種種問題，馬克費舍并非那種坐在書齋里的哲學家，實際上從2010年開始，他參與了英國工黨的政治運動。當然，他的立場更接近科爾賓那種，而非是布萊爾或是斯塔默，現實中英國政治運動的不順利，影響了他的情緒。

但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國內網絡討論的并不多，就是歐文中國行中提到的，“已經不是朋友幾年了”。

2012年底，馬克費舍在他的博客“K-PUNK”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逃出吸血鬼城堡》，這篇文章把英國左翼比作了吸血鬼城堡，批評了英國左翼圈子的風氣思想和內斗等問題，認為作為階級斗爭主體的左翼已經消失了。這篇文章讓費舍和英國不少左翼的關系鬧得很糟糕，而更復雜的是他寫這篇文章的理由，實際上主要是為了他的一位朋友，羅素布蘭德（Russell Brand）進行辯護。

羅素布蘭德是英國知名的演員與脫口秀主持人，還是“水果姐”凱蒂佩里的前夫。長期以來，羅素一直是較為左翼的脫口秀主持人，還曾經把費舍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制作成播客，加速了這本書的傳播。當時因為羅素陷入了多起復雜的私生活問題中，所以遭到了很多批判。費舍并非認為這些問題不該批評，但是當時輿論對羅素的批評顯然是過了線，不過最終費舍的辯護效果并不怎么樣。

而到了今天，羅素布蘭德已經是一位右翼陰謀論者，在2024年大選之中堅定地支持特朗普，甚至參與了選舉時候的共和黨大會，這樣的轉變不可謂不夸張。以至于他現在每次犯渾，互聯網上都會有左翼嘲諷費舍。

很顯然，英國當時的左翼圈子也并不希望這種事情導致費舍自殺。同樣，費舍大概也沒有預料到自己的朋友會變成今天這樣。這樣的結局頗有一種荒誕的味道。筆者也曾經和朋友設想過，如果尼克蘭德不來中國，說不定會因為藥物濫用而死亡；而假如馬克費舍來中國，減少卷入英國左翼圈子內部的紛爭，會不會不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呢？

雖然同出激進哲學組織CCRU，不過尼克蘭德是右翼加速主義的代表，而馬克費舍則是左翼加速主義的代表。CCRU從來都是個離經叛道的組織，總的來說是不搞什么學院派的玩意的。他本人玩過樂隊，博客名字也帶有朋克這個單詞。費舍自稱比較喜歡后朋克，他的很多文化批判也來自于對音樂的批判與分析。比如說“幽靈學”這一概念，費舍很大程度是從流行音樂的發展之中概括出來的。

在如今的大環境之下，對黑暗啟蒙和背后的右翼加速主義的討論似乎更加常見，左翼加速主義的討論就比較少見。但是實際上，廣義的左翼加速主義很多，比如齊澤克在2016年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后，就用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來論證特朗普當選實際上有利于左翼。

當時相信這一點的遠不止齊澤克，全球左翼有類似想法的不在少數，他們相信特朗普這樣一個不穩定因素有助于對資本主義系統進行破壞，讓左翼有機會再次成功。這無疑就是加速主義，相信特朗普這樣一個資本主義內部的不穩定因素的上臺，會給左翼運動創造機會。

但是假如我們排除掉加速主義這樣復雜時髦的名詞，回歸較為傳統的視角，我們能從左翼加速主義這種東西里邊看到什么呢？答案是機會主義。這是有著明顯貶義的詞語，幻想著某種完美無缺的革命時機，就可以快速實現革命。

但是革命斗爭中血的教訓告訴我們，雖然不同時候的革命形勢大不相同，但是幻想中的最好革命時機，實際上往往不存在。

事實上九年后的今天，齊澤克對特朗普的看法已經和當時大不一樣。照理說，第二個任期的特朗普，比第一個任期的版本對當下的資本主義系統有更明顯的破壞性，但齊澤克現在已經呼吁歐盟要聯合中國，來和美國進行斗爭了，他對特朗普的批評，更是成為了一種日常任務。

歷史的發展已經告訴了我們結果，雖然特朗普確實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當歐美左翼沒有積極行動，而右翼又更好的利用了這個矛盾的時候，左翼幻想中的成功自然不會出現。相反，以特朗普為代表的這群人，可能會獲得更多的勝利。

當然，雖然我們要批判機會主義，但是事實與經驗也告訴我們，當廣泛的出現機會主義，問題就不再是個人認識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指出的核心問題，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下唯一可能的現實，這種荒誕的現實無處不在，想象世界末日比資本主義的末日更容易。自然，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機會主義情緒是不可避免的，某種絕望已經被正常化了。

前面說到費舍對參與現實政治很積極，幾次發生在英國國內的政治運動，甚至讓他的精神狀態好了不少。他確實對這些運動寄予了期望，希望這些小小的火花，可以撕開絕望的幕布。但是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期望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斯塔默的執政行為很難說和右翼有什么本質區別；科爾賓選擇自立門戶；而極右的改革黨支持率水漲船高，去年英國最大的民間政治運動是反移民的極右翼活動。舊的資本主義系統確實被動搖了，但是這根本不是左翼希望的勝利。筆者很確信，馬克費舍如果活到今天，看到當下的英國，抑郁癥絕對會加重。

要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或許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討論這個問題。齊澤克曾經多次公開說，自己是個歐洲中心主義者。雖然齊澤克在很多國際政治問題上的立場上并不成熟，但是他說的歐洲中心主義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而非是要重復當年歐洲殖民者對于全球的殖民。他希望歐洲能復興激進主義的傳統，來改變當下的現狀。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左翼中絕大多數都是這種文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者。

不可否認，當下流行的各種激進文化批判理論大多數確實來自于歐洲，但這或許正是問題所在了。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個研究領域間，在西方左翼中處于主流的文化批判屬于對上層建筑的研究。從現實能力來說，面對現在的超復雜社會，即使是一名才華橫溢的研究者，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個領域只選一個研究，想有所成就也已經極其困難。

從整體社會的角度來說，兩個領域我們都必須研究，但當代西方左翼的大多數人都太執著于文化批判，而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能力并非是無限的。

從左變右的羅素布蘭德也是這個問題的一種表現。雖然他現在是特朗普支持者，但是他的觀點并沒有直接變成資本主義就是好，他的觀點是特朗普更能代表民主，更能代表人民的聲音。我們或許可以把這種想法理解成為詭辯，但持有類似的想法的“轉向”左翼不在少數。

這或許是某種身體力行的加速主義，也就是選擇某種更有“變革性”的力量，也就是特朗普。從我國的革命歷史來看，機會主義者之中容易出現叛徒，那么，羅素身上發生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某種意義上，他的轉向與尼克蘭德從激進哲學家變成右翼領袖是同構的。

我們不難看出，當下絕大多數的左翼加速主義者，實際上本質是悲觀的，對于無處不在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悲觀。我們不否認這套文化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但是說到底，這些東西依然是依賴物質基礎所運行的，當這些物質基礎動搖的時候，資本主義作為唯一的現實主義，也并沒有那么堅固。只是許多知識分子所在的位置，已經距離生產關系比較遠了，自然，也很難觀察到生產關系的改變。

我們曾經提到過，五月風暴作為一場對文化影響巨大的運動，與電影行業密切相關，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文化批判范式。但是假如這個運動發生在今天的歐洲，歐洲的電影行業還能有這樣的基礎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當下傳統電影行業遭受了全面的沖擊，而歐洲本土的電影，先是被好萊塢沖擊得七零八落，剩下的部分不少也都成為了美國流媒體公司國際生產線的一部分。文化批判的力量終究是有局限性的。

文化批判最終還是要和經濟基礎的認識進行結合，才能發揮真正的力量。但當下的問題在于，歐洲已經不是世界生產活動的中心了，雖然依然有一部分高技術企業，但是整體的生產已經衰落得厲害，那么這種情況下，指望歐洲中心的激進理論解決問題，實在有點不靠譜。歐洲激進理論最為發達的時代，也是歐洲工業生產最為發達的時代，這和當下的歐洲顯然是不太一樣的。

馬克費舍

帝國主義者對于舊歐洲的想法，是一種懷舊的情結，但難道齊澤克對于歐洲激進文化的復興幻想，就不是懷舊，就不是某種馬克費舍所說的“幽靈學”嗎？當下的歐洲，雖然因為舊日的遺產，依然可以大量生產擅長文化批判理論的知識分子，但是這些東西距離現實卻越來越遠，這種激進理論并不能解決什么問題。

當下的情況，出現了一種詭異的錯置。歐洲依然是文化批判理論的生產中心，雖然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控制著資本主義世界的輿論渠道，但是別管白左還是右翼陰謀論者，流行的各種理論，大多數也都是歐洲進口；

我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生產的中心，但是對于進口的各種理論，幾乎是來者不拒，別管是右翼還是左翼，都有人喜歡進行自費傳播，并且把這些進口理論的價值地位放到了一切中文理論之上，這種行為與其說是學習西方先進理論，不如說是放大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

開頭提到的歐文先生的文章中，對深圳進行了西方左翼慣常的文化批判，認為深圳是個有復雜文化現象，但是在社會平等上問題明顯的地方（歐文先生可能不太了解城中村與貧民窟的區別）。

不過他也真誠地思考了一個問題，他想知道費舍關于未來的看法，對于中國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很顯然，不管是費舍還是歐文，他們都沒有狂妄到認為這套理論能解釋一切的地步，費舍也承認，他的文章是針對英國觀察的結果。

但似乎是因為外來和尚好念經的緣故，總有人覺得這些歐洲的文化批判范式可以無限套用。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們在中文互聯網上看到了很多毫無意義的文化批判內容，一切文藝作品都可以按舶來的文化批判理論被解釋成為某種特定意識形態的產物，這個事情我們也討論過很多次，不論是把很多文藝作品莫名其妙打上父權制的標簽，還是把日本動漫按照個人喜好打上“反戰”和“法西斯”二元論定性（比如說我們之前討論過的）。

仿佛一切亞洲影視文化作品都應該由歐洲式的文化批判來解析，結果是，到最后這些文化批判都和原作關系不大了，甚至連二創都算不上，完全是評論者按照某種目的進行的全新寫作，借此來達到情緒滿足，這樣的行為只會降低文化批判的價值。文化批判理論自然是需要學習的，但是如果脫離了現實物質基礎，它的意義就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大了。

話說回來，重視現實問題當然不容易，尤其是在今天這樣的世界。雖然我們都一直在批判“食品會從超市貨架上長出來”那種意識形態，但問題在于，食品從田野到超市的過程，比大多數人想象中都還要復雜，想要弄清楚絕非易事。部分知識分子熱衷于文化批判，也是因為當下的世界太過復雜，不得不選擇一個簡單的選項罷了。

只不過大多數時候，當你想要解決一個問題，總歸是要做一些復雜的事情的，不是簡單套用別人的文化批判范式就能解決的。念經念不死資本主義，以當下世界的生產關系，我們不太可能指望歐洲的激進文化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更何況念經的洋和尚們自己都要絕望了。

我們該做的是從中汲取營養，而非學習其中的絕望。時代交給我們的使命，要超越文化批判，才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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