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照出了誰的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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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即罪證”，言說即力量。

最近電影《南京照相館》讓很多人熱淚盈眶，這部電影其實是有歷史原型的，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寇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有日本人將其在大屠殺中所拍攝的照片送往一家照相館洗印，年僅14歲的學徒羅瑾冒死多沖洗了一套，并將其中16張制成一本相冊，保存下了日軍屠殺中國平民的影像罪證。1946年，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受審時，否認、抵賴其反人類罪行，這本相冊成了法庭上的有力證據。

當時的法庭資料中寫到，這本相冊證明了日寇“以殘殺我同胞為笑樂”，我對這句話印象特別深。的確，古往今來世界上發生過很多戰爭和殺戮，但像日本軍國主義者那樣以虐殺為樂的，在人類之群實在很難再找出一例。人性的下限究竟是如何被拉低的，這是一個值得全人類深思警惕的永恒命題。

電影中并沒有強行給戰爭罪犯找人性閃光點，但以白描的手法表現了人性被扭曲的過程。影片中的反派攝影師伊藤一開始對殺人還有一些膽怯，但在上司的“教育”之下，在每天置身于殺戮叢中后，他也逐漸被軍國主義附體，準備利用完“朋友”阿昌，就借刀殺人將他滅口。

伊藤人性的扭曲過程這條線索，形象地再現了極端思想對人的吞噬作用，人性有時候很脆弱，人的思想其實是可以被“塑造”的。如果歷史被一再歪曲，如果戰爭罪行得不到徹底反思，那么現在看上去“文明”了的人，將來或許還會成為戰爭狂熱分子，這是我們不得不警惕的。

電影的核心意象“照相館”，本身就是一個絕妙隱喻。主角阿昌等人與日寇斗智斗勇，一開始只是為了活下去，但他們慢慢意識到這些照片是日本人的罪證，而日寇自身也從殺人的瘋狂中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力圖掩蓋。在那個場景之下，沖洗照片成為對罪惡的“顯影”，傳播照片則對侵略形成壓力，整部電影用照片這個意象告訴人們，把真相呈現出來講述出去，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

在一切文藝作品中，訴諸影像的藝術形式，是現代社會人們批判反思戰爭的重要工具，因為它能以最直觀的方式呈現戰爭的殘酷，也就最為震撼人心。二戰以后，西方社會拍攝了大量此類題材的影視作品，我還清楚記得在影院看完《美麗人生》再映后，痛哭流涕到把保潔員都嚇到的經歷，這些優秀影視作品對于歐洲反納粹起到重要作用。

我們也應以嚴肅的態度創作這樣的作品，并以現代傳媒方式進行傳播。像《南京照相館》這樣的電影應該越拍越多，要不斷從各個視角切入，從各個層面批判侵略，反思軍國主義對人性的異化，還要努力將這些作品推向國際市場，不斷擴大其影響。如果像這樣情緒克制、立意明確的電影還會受到莫名其妙的指責，那可能恰恰因為它觸碰到了一些人最不愿被人看到的一面，就像南京照相館曝光了日寇最不愿被暴露的畫面。

其實電影里的照相館叫做吉祥照相館，而電影的中文名卻叫南京照相館，南京這座飽經風霜的古城就像一座巨大的照相館，至今仍在照出歷史的真相。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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