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TO電信：菲律賓跌宕起伏的政商博弈樣本

這是一部有關菲律賓第三大運營商——DITO電信跌宕起伏的政商博弈史：在菲律賓電信市場的版圖上，DITO 電信曾被前任總統杜特爾特視為打破行業雙寡頭壟斷的 “破局者”，如今卻在現任總統馬科斯時代陷入種種困境，其命運的轉折不僅反映出菲律賓政權更迭的影響力，更凸顯了東南亞市場中政策與資本的復雜角力。

一、入局：杜特爾特時代的政治紅利

自進入移動通信時代開始，菲律賓市場30年來一直被兩家公司所壟斷，一家是隸屬于菲律賓長途電話公司（PLDT）的Smart，一家是由新加坡電信（Singtel）和菲律賓本土公司Ayala合資的Globe。

“雙寡頭壟斷”造成的后果就是菲律賓通信業發展緩慢，網速慢卻價格高，電信用戶怨聲載道。2016年杜特爾特就任菲律賓總統后，承諾將打破Smart和Globe對通信市場的“雙寡頭壟斷”，以促進電信行業快速發展，并公開表示歡迎中國通信運營商進入菲律賓。

2017年，菲律賓國家電信委員會啟動新電信運營商招標，吸引了來自中國、韓國、越南、挪威在內的十幾家通信運營商參與。因為菲律賓憲法規定外資在涉及公共事務的企業中持股不得超過40%，因此包括中國電信在內的各參與方只能選擇與菲律賓本土公司合作聯合投標。

最終，菲律賓國家電信委員會于2018年11月宣布，由中國電信與菲律賓合作伙伴組成的Mislatel聯合體在新電信運營商招標中獲勝。據菲律賓媒體報道，與中國電信合作，控制Mislatel聯合體60%股權的“華裔石油大亨”黃書賢（Dennis Uy），憑借其與總統杜特爾特的特殊關系，成為Mislatel聯合體勝出的關鍵。

黃書賢于1975年出生在菲律賓達沃，屬于白手起家的“華三代”。他從燒烤店起步創業后進入石油零售生意，其創辦的鳳凰石油于2007年在菲律賓證券交易所上市并成長為菲律賓最大的獨立石油企業；此外其旗下的Udenna集團業務涉及物流、房地產、能源、水和環境服務等眾多領域。2019年，黃書賢以6.6億美元凈資產名列福布斯菲律賓富豪榜第22位。

黃書賢商業版圖的崛起離不開時任達沃市長的杜特爾特的扶持，因此在杜特爾特決定參加總統競選后，黃書賢成為其全國競選活動的主要資金支持者之一，據傳贊助高達3500萬菲律賓比索。勝選的杜特爾特亦投桃報李，在就職總統后的2017年與黃書賢一起在菲律賓證券交易所敲鐘，慶祝黃書賢旗下的鳳凰石油上市10周年，足見二人關系之深厚。

2019年7月8日，在Mislatel更名為DITO Telecommunity后，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將菲律賓國家電信委員會（NTC）開具的公共事業運營許可證牌照，親手頒發給擔任DITO集團主席的黃書賢；由此作為菲律賓第三大運營商的DITO電信橫空出世，正式開啟建設運營。

二、崛起：政策傾斜與資本助力下的DITO電信

拿到運營牌照后的DITO電信快馬加鞭開啟項目建設，很快就于2020年3月18日成功完成了在達沃總統辦公室與市長辦公室之間的首次電話撥測，比原計劃提前了兩個月。此后DITO電信多次刷新菲律賓通信網絡建設的紀錄，于2020年10月建成1300個基站，12月開始友好用戶測試，并在2021年2月順利通過了NTC的開網技術審計。

2021年3月，DITO電信在達沃和宿務的15個城市正式啟動商業運營，短短3個月時間就實現了1百萬用戶的里程碑。到2022年3月慶祝商業運營一周年之際，DITO電信在菲律賓全國已經發展了6百萬用戶，建成5000座通信塔，鋪設了總長22000公里的光纖，超過其他兩家運營商年均建設量的數倍。

DITO電信能取得如此迅猛的進展，離不開中方股東中國電信的全力支持。

在DITO電信拿到運營牌照后，中國電信從國內下屬公司抽調了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和超過兩百人的建設運營團隊，奔赴菲律賓啟動網絡建設運營等相關工作。此外，中國電信還在當地成立了子公司——Futurenet and Technology，作為DITO電信的“交鑰匙”承包商，全面負責通信基站的選址、安裝和交付工作，即使在疫情期間仍克服種種困難，日夜奮戰確保了DITO電信網絡的快速建設與開通。

除人力資源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資金投入。2019年4月，中國電信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與黃書賢簽署了54億美元的投資協議，為DITO電信的資本支出提供了資金保障；同時，在中國電信的協調下，DITO電信在2019年至2021年間分多次從中國銀行和民生銀行獲得了共計13億美元的貸款投入網絡建設項目。此外，作為DITO電信的投資方，自2021年開始，中國電信還通過旗下的China Teleco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ivate Ltd（CTIIPL）每年向DITO電信提供6.5億人民幣的帶息墊款用于日常運營支出所需資金。

當然，作為菲律賓新晉運營商的DITO電信能夠順利崛起，更離不開杜特爾特政府的政策扶持。

2019年11月，菲律賓投資署（BOI）為新成立的DITO電信提供了一系列稅務優惠措施，包括免除資本設備、備品備件及配件的進口關稅并簡化報關手續，自商業運營開始之日起免除四年的企業所得稅，自注冊之日起五年內可雇傭外籍人員擔任監督、技術或顧問職位等。

2020年7月，杜特爾特在他的第五次國情咨文演講中突然對DITO電信的競爭對手Globe和Smart開炮，稱菲律賓人民對他們糟糕的通信服務已忍無可忍，勒令這兩家運營商在年底前改善服務質量，否則將會面臨關門或被政府征用的命運。在杜特爾特政府的壓力之下，DITO電信順利地在2021年2月與Globe和Smart簽署了互聯互通協議，在7月完成了攜號轉網的互操作測試，掃清了發展新用戶的障礙。

到杜特爾特于2022年6月卸任菲律賓總統時，DITO電信的手機用戶已經達到1000萬，全網建成5500 多個通信塔，網絡覆蓋到 600 多個城市，有效地實現了其 70% 的人口覆蓋率目標，一舉成為菲律賓增長最快的電信運營商。

同時，成為杜特爾特“寵兒”的DITO電信也確實如他所愿，像一只鯰魚一樣激活了菲律賓移動通信市場的活力：菲律賓國家移動帶寬從2019年的35M提升到2022年的52M，全球網絡排名從2019年的72名提升到62名；因為DITO電信的低價競爭策略也導致整個市場的數據套餐資費出現了大幅下降，由2018年47比索/GB下降到17比索/GB，在推動數據流量業務增長的同時，也大大提升了手機用戶的滿意度。

三、轉折：馬科斯上臺后的 “合規整頓”

高速擴張的DITO電信雖然通過快速建網和低價策略搶占了10%左右的市場份額，業務收入也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但是由于通信行業網絡投資巨大、投資回報周期長的特點，DITO電信每年需投入超過2500億比索（按57：1的最新匯率折算，約44億美元）的資本開支用于擴充網絡覆蓋，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一直深陷虧損的泥潭。

但屋漏偏逢連夜雨，隨菲律賓政府在2022年6月發生政權更迭，杜特爾特總統因任期屆滿下臺，新任總統馬科斯就職后，DITO電信的處境也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曾經的政策紅利也迅速演變為合規危機。

首先是DITO電信的控股大股東黃書賢的商業帝國，因為失去杜特爾特的政治庇護而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在杜特爾特執政期間，與之存在深度捆綁關系的黃書賢不斷通過債務融資的收購和風險投資擴大其商業帝國，除了投資DITO電信進軍通信市場之外，還大舉收購該國Malampaya油氣田和Family Mart超市等業務，同時還在克拉克環球城地產項目投入巨資欲將其打造成首都馬尼拉新的CBD商務區。

然而，大舉收購和投資也導致黃書賢的公司負債節節攀升，一度超過46 億美元；而隨著杜特爾特在2022年6月下臺，黃書賢的克拉克環球城地產項目很快就在7月份陷入債務違約風波；同時其引入博納瑞集團投資旗下賭場的計劃也于2023年3月被宣告終止。

雪上加霜的是，馬科斯上臺后與前任杜特爾特關系交惡，作為杜特爾特密友的黃書賢的商業帝國也開始頻遭稅務、環保等審查，其石油公司還在2022年被追繳130億比索的稅款；同時監察專員辦公室還就黃書賢收購Malampaya油氣田項目中可能涉及的前任政府官員腐敗啟動調查。

因此為了自救，黃書賢從杜特爾特任期即將結束時就開始出售包括物流公司、深水天然氣發電項目等關鍵資產以降低負債水平，由此也導致黃書賢的個人財富大幅度縮水。從福布斯富豪榜的數據統計可以看到，其個人財富在杜特爾特執政末期的2022年到達了巔峰的8.1億美元，然后便隨著馬科斯上臺而一路下滑到了2024年的3.05億美元。

因此，已經負債累累卻仍需巨額投入的DITO電信，也毫無意外地變成了黃書賢的“燙手山芋”而被放入待售資產清單。

2024年11月4日，黃書賢與孟加拉裔新加坡富豪穆罕默德·阿齊茲·汗旗下的Summit Telco簽訂了《股份認購框架協議》，根據該協議，Summit Telco承諾認購DITO電信母公司最多90億股新增普通股，并預付103.8億比索（約1.8億美元）用于對DITO電信的資本出資。協議執行完畢后，Summit Telco將成為DITO電信的最大股東，其合計持有DITO電信母公司的股份將接近49%，而黃書賢的股份會被大幅度稀釋。

在此之前，黃書賢已于2023年10月辭去DITO電信CEO的職務，而他的妻子Cherylyn Uy也于2025年4月辭去了已任職6年之久的CFO職務，黃書賢家族欲甩掉DITO電信這個“燙手山芋”的意圖不言自明。

其次，DITO電信的中資背景也在馬科斯出任菲律賓總統后開始遭受更多無端質疑。

在中國電信進入菲律賓市場參與新電信運營商招標時，菲律賓輿論就有“中資將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威脅菲律賓國家安全”的聲音。但由于獲得時任總統杜特爾特的力挺，DITO電信最終才得以勝出，此后DITO電信在2020年雇傭了來自菲律賓軍方的退休上校 Roleen del Prado 領導公司的網絡安全部門，以回應外界質疑。

馬科斯就任菲律賓總統后，其所持立場與親華的杜特爾特明顯不同，從而影響了中菲關系的走向。在這一大背景下，雖然與杜特爾特關系親密的黃書賢開始逐步退出，但DITO電信的中資背景卻又一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為了緩解沉重的債務負擔，DITO電信一直在推進將來自以中國電信為主的股東們的265 億比索（約4.6億美元）墊付借款轉化為股權以改善資產負債表。

然而，雖然杜特爾特于其總統任期結束前的 2022 年 3 月 21 日簽署了第 11659 號共和國法案 （也稱“公共服務法案”）以允許外資在該國擁有高達 100% 的公共服務所有權，但馬科斯政府卻仍然以1987 年菲律賓憲法為依據，限制中國電信等外國國有企業在菲投資不得突破60：40的股權比例。由此不僅DITO電信的資本金擴充受到限制，而且還導致其不得不對外方股東的帶息貸款及墊款繼續確認巨額利息費用，又進一步加深了DITO電信的虧損程度。

通信行業具有前期投入巨大，投資回報周期長的特點，因此中國電信進入菲律賓市場投資DITO電信雖并不期望能在短期內獲利，但卻需要穩定的政策環境來堅定其長期投資的信心。然而馬科斯在2022年贏得總統選舉后，單方面對華挑起南海爭端，允許美國在菲律賓設立基地等做法，徹底扭轉了前任杜特爾特對中國的友好政策，而這無疑將成為影響DITO電信未來的最大不穩定因素。

四、未來：政策博弈下DITO電信的不確定性

如今的DITO電信正面臨嚴峻的生存挑戰。根據其母公司DITO CME 2024年的財報數據，自2021年開始運營，來自DITO電信的累計虧損已經高達1042億菲律賓比索（約18億美元）。

雖然DITO電信在2024年的業務營收仍保持著46%的同比增長，用戶數也增加到1367萬，但與競爭對手Globe 6090萬和Smart 5900萬的用戶規模相比，無疑仍然過于弱勢。而且DITO電信用戶2024年的ARPU值從2023年的128比索/月/戶下降到了108比索/月/戶，遠低于其競爭對手Globe的165比索/月/戶，這說明DITO電信為了從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爭奪用戶不得已進一步下調了資費價格。

另一方面DITO電信截止到2024年底僅建成7280個基站，與競爭對手Smart的4.35萬4G基站規模相比覆蓋劣勢明顯，因此，雖然DITO電信在2024年用于網絡建設的資本開支已經高達3277億比索（約57億美元），但未來網絡覆蓋競爭所需的資金投入仍是一個無底洞，這對于營業收入僅有163億比索（約2.9億美元）的DITO電信而言，則意味著要繼續依靠大規模舉債來支撐網絡建設。

然而，DITO電信2024年的總負債同比增長了18%，高達2923億比索（約51億美元），但總資產僅同比增長3%達到2189億比索（約38億美元），資不抵債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且缺口在一年內擴大了一倍。更為嚴峻的是，DITO電信的流動負債（878億比索）在2024年激增了21%，而流動資產（63.7億比索）僅微增7%，短期償債能力進一步承壓，如無法及時補充資本金或續貸，DITO電信的持續經營能力將受到嚴峻考驗。

為了彌補流動性缺口并滿足集團資本與運營支出需求，DITO電信除了采取繼續進行項目融資貸款、延長對供應商的付款期限等措施外，也表示要通過股東貸款或股東追加資本來確保集團流動性。但項目貸款、股東貸款等對外融資所帶來的利息費用已經成為其虧損擴大化的主要原因：DITO電信在2024 年確認的利息費用高達185.81 億比索（約3.3億美元），亦超過其163億比索（約2.9億美元）的業務營收。

因此，要大幅緩解DITO電信資不抵債的困境，推動中方股東中國電信和新入股的新加坡Summit Telco增資擴股已成當務之急。雖然DITO電信的高管公開表示“將積極致力于收入持續高增長以期到2028年實現盈利”來增強市場信心，但是對于在DITO電信持股40%的中國電信而言，要不要繼續擴大在菲投資無疑是個兩難的選擇。

DITO電信是“一帶一路”框架下中菲合作的重點項目，也是中國電信出海戰略的重點項目。中國電信進入菲律賓通信市場，除了資金和人力投入之外，也積極發揮產業鏈的牽引作用，帶動了華為、中興通信、華信郵電、中通服等一大批國內通信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海外業務發展。若DITO電信因資不抵債而破產失敗，不僅中國電信前期的巨額資金投入將付諸東流，而且也會給國內的銀行和通信企業造成大筆壞賬損失，并影響到中資在菲的市場信譽。

但中國電信繼續擴大對DITO電信的投資，也面臨著一系列當地市場的政策風險。如果馬科斯政府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進一步收緊外資電信監管，中國電信在DITO電信的運營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菲律賓投資署（BOI）當年為新成立的DITO電信所提供的一系列優惠措施將陸續到期，特別是“自注冊之日起五年內可雇傭外籍人員擔任監督、技術或顧問職位”的政策如果不被延期，則中國電信派駐在DITO電信的大量專業人才將有可能無法介入公司運營；而中國電信作為國有企業不被允許突破40%股權的限制也可能導致其在DITO電信的權益被稀釋。

更不確定的是，如果馬科斯政府出于國內政治需要在南海問題上繼續挑起事端，破壞中菲關系的健康發展，那么作為中菲一帶一路合作成果的DITO電信的未來命運，或許也并不掌握在中國電信手中。

結語：

從被杜特爾特寄予厚望的 “破局者” 變成馬科斯時代的“燙手山芋”，DITO 電信的命運變遷變成了菲律賓政權更迭下又一篇商業政治學樣本；而本土富商黃書賢的無奈退場與中方股東中國電信的進出困局，所折射的仍然是外資在東南亞市場所面臨的“成也政策，敗也政策” 的核心難題。

因此，DITO 電信能否渡過難關，關鍵還是在于馬科斯政府能否在 “國家安全” 與 “外資利益” 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點，而這一政策抉擇或許也將影響著中菲經貿合作的未來走向。好消息是由于受到挑起對華爭端導致外國投資暴跌的影響，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對華立場近期已有所軟化。

2025年6月10日，馬科斯親自出席了菲律賓華商聯合總會的活動，并在講話中呼吁菲中商界人士促進兩國關系發展。如果馬科斯有關“更緊密的關系意味著更好的貿易、更大的投資和更深入的合作”的講話能夠落到實處，DITO電信或許將迎來擺脫當前的困局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