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中央決定派黃永勝出訪阿爾巴尼亞，江青堅決反對：他不配

1968年，我國應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和阿爾巴尼亞政府的邀請，決定派黨政軍代表團前往參加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四周年慶祝活動和進行友好訪問。

這年10月下旬的一天，即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前，在中央的一次碰頭會上，決定由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作為代表團團長，率領中國黨政軍代表團前往。

事實上，按照當時黃永勝的職務和級別來看，由他作為中國黨政軍代表團團長是比較合適的。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代表團成行前夕，江青卻提出了異議，堅決反對黃永勝出訪，而她給出的理由更是簡單而粗暴——他不配！

那么，江青與黃永勝之間究竟有何矛盾，為何她會如此這般呢？這件事后來又如何了呢？

眾所周知，黃永勝是一員戰將，革命戰爭年代他一直奮戰在戰場前線，因此與江青并沒有多大的交集。

建國后，黃永勝長期在南方任職，歷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直到1968年3月的“楊余傅事件”后，他才奉調進京，接替楊成武成為了解放軍總參謀長。

可以說，直到黃永勝奉調進京以前，他與江青基本沒有什么交集，因此也就談不上什么矛盾了。

然而，在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后，情況卻不同了，他一方面既要討好對他有“知遇之恩”的老首長林彪，另一方面又要討好當時有權有勢的江青，哪個也不能得罪半點。

然而，盡管他小心謹慎，常獻殷勤、畢恭畢敬的討好江青，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最初，江青對他還有所好感，但在經過幾個月的觀察后，她發現黃永勝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聽話”，于是便漸漸對其產生了反感。

比如就在反對黃永勝出訪的前一個月，中央專案第二組送來了一份報告，上面的被呈送人中有江青、黃永勝等10個人的名字。

報告首先送到了黃永勝那里，黃永勝看后便在上面畫圈批注：“擬同意”。另外兩位領導看后也都畫了圈，最后才送到了江青那里。

江青看著報告上黃永勝的批注，頓時勃然大怒，當即就把報告狠狠地扔在地上，接著怒氣沖沖地說道：他眼里哪還有我這個總負責人啊，這個人（黃永勝）的膽子是越來越大，越來越目中無人了……

等怒氣稍微平息了一點后，江青把報告從地上撿了起來，然后在上面批注到：

“我是這個專案組的總負責人，黃永勝有什么資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過去，這不是在奪我的權嗎？”

當時，中央共成立了三個專案組，分別由康生、江青、謝富治三人擔任總負責人，其中第二專案組的具體工作由總參謀長負責。黃永勝被任命為總參謀長后，第二專案組的具體承辦事項自然應該由他負責。

這也就是說，黃永勝是可以首先看報告的，并且也是有權在報告上進行批注的，更何況當時黃永勝也只是批注了“擬同意”而已，并非“同意”，兩者是有一定區別的，這說明說黃永勝本人同意報告的內容，但還是要等總負責人同意才能確定。

這件事還沒有結束！接著，江青又讓秘書把黃永勝“請”到自己的住所，劈頭蓋臉就是一通批評，而黃永勝也是能屈能伸，連忙認錯，請求原諒。

盡管黃永勝態度誠懇，但江青并沒有適可而止，在這之后又想方設法的對他施壓，讓他領教自己的厲害。

但事實上，無論是反對黃永勝出訪阿爾巴尼亞也好，還是批評他“目中無人”也罷，江青的真實目的并非是為了整黃永勝，而是有意針對其背后的支持者——林彪。

表面上看似是“黃江之爭”，其實是“江林之爭”，而如果深入來看的話，則是兩個集團，即“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之爭。

或許在一些人看來，“江、林集團”關系密切、難舍難分，最典型的莫過于那篇所謂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彰顯了兩個集團之間關系密切。

但其實，這不過是林、江兩個集團之間為了爭奪最高權力的互相利用罷了。

我們必須清楚一點，那就是——野心家是不可能分享勝利成果的。所以，兩個集團之間為了爭奪最高權力，也終將大打出手！

在當時，“林集團”的勢力還是要超過“江集團”，因為前者掌握著軍隊，而“江集團”要達到其“篡權”的目的，沒有槍桿子是不行的。比如張春橋就曾在私下里說過：“我們只有筆桿子，沒有槍桿子……最擔心的就是軍隊不在我們手里……”

為此，江青就曾多次想抓軍隊，想插手軍隊的工作，但最后均事與愿違，處處受到干擾。

那么，誰有這樣大的能量，敢這樣讓自己碰壁呢？毫無疑問，自然是作為總參謀長的黃永勝及其背后的勢力了。所以，她自然要處處卡黃永勝，以宣泄自己的不滿。

江青反對黃永勝出訪阿爾巴尼亞，使得兩個集團之間的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最后還是周總理出面斡旋，江青這才作罷。但這并不意味著兩個集團就此便風平浪靜了，相反，這只是斗爭前的預熱而已。

1969年“九大”后，“資產階級司令部”被摧毀了，兩個集團失去了共同的目標，重大的利害又一次擺在了他們的面前，尤其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明爭暗斗、互相傾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