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 | 林則徐在紐約：毒品·戰爭·“現代”

1997 年 11 月 19 日，“林則徐”來到紐約。這是一座高 3.2 米的銅像，林則徐身著清朝一品官服，背著手，眺望遠方。紅色花崗巖基座上，刻著中文“世界禁毒先驅”，和英文“禁毒戰爭先驅”（Pioneer in the War against Drugs）。《紐約時報》立刻覺察到其背后的政治含義，在第二天的報道中指出，“林則徐”來到紐約，標志著中國大陸新移民，特別是福建移民勢力的上升（林的籍貫是福建）。主持此項目的民間組織“美國林則徐基金會”則說，樹立銅像所要傳達的信息只有一個：對毒品說“不”。

很多年后，在曼哈頓下城偶遇這尊銅像，我沒法不著迷于“林則徐”“紐約”和“1997”這幾個意象間的復雜張力。在歷史教科書中，林則徐是一座豐碑，象征著對殖民帝國主義悲壯的抵抗。如果說他是“禁毒戰爭先驅”，這場戰爭最終卻是失敗的，而且是中國百年失敗的開始。林則徐銅像坐落在老中國城的且林廣場（Chatham Square），距離全球金融帝國的心臟—華爾街—僅一步之遙。在帝國心臟植入抵抗符號，呈現出歷史與今天、失敗者與勝利者之間微妙的緊張。1997 年，香港回歸，標志著鴉片戰爭最重要的歷史遺產的終結。但二十年來，對鴉片戰爭的討論遠未塵埃落定。在香港或臺灣，為殖民主義招魂者大有人在。殖民主義并未在 1997 年終結，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繼續存在。

主流歷史敘述，常把鴉片戰爭當作中國“近代”的起點，林則徐則是最關鍵的人物。1840 年后，東亞的“天下”解體，文化潰敗；中國開始了痛苦而艱難的轉型，屢經挫折后，終于擁抱“現代”文明、“融入世界”，成為“民族國家體系”中的一員。但在這種中外一致的單向度進步主義史觀中，怎么看待殖民侵略的非道德、非正義性，和作為戰敗結果的“現代”到來？如果戰爭促使一個“閉關自守”的中國，從此走向“文明進步”，那么林則徐對鴉片和侵略必然失敗的抵抗，到底算是“進步”的呢，還是面對“文明”的不自量力的掙扎呢？

換句話說，林則徐“現代”嗎？林則徐“反現代”嗎？

作為歷史事件的鴉片戰爭，是個已經被無限意識形態化的話題。讓它回歸歷史，實屬不易。因為它代表了一條現代與非現代的分水嶺，無論怎樣重新理解，其實都是對“什么是現代”的回答：以“現代”為前提，以“現代”為目的。林則徐是民族英雄也好，是剛愎自用也罷，背后折射的都是傳統中國的保守、落后。

這套邏輯的問題在于：“現代”成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專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帶來的那一套“現代”，成了唯一可能的歷史方向。殖民現代主義否定人類經驗的多樣化，把所有異質的他者都解釋為“非現代”的，那么販毒、擴張和壓迫都帶有了某種正當性。東方，特別是中國，正是這樣一個他者。1840 年以后絕大部分的歷史書寫，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問題上：中國 / 東亞為何沒有“現代”？實際的問題是，中國 / 東亞何以沒有資本主義？一個最簡單的解答思路，就是證明東方世界因封閉而停滯了，非要等到外來撞擊，才不得不被動反應。也就是說，在殖民現代的眼光看來，中國是人類歷史必然方向的阻礙者和反動者。

按照這套邏輯，鴉片戰爭的根本起因，是中國拒絕自由貿易，自居天下中心，排斥外來文化，敵視先進文明，不懂平等外交。這其中每一項，都是一頂抽象化理想化的大帽子，缺乏歷史依據。比如，如果中國真的是自我封閉，不參與全球資本體系，那么鴉片貿易又是哪兒來的，又為何會發展為一個攸關帝國命運的大問題呢？

前文已提及，吸食鴉片是中國介入全球貿易的產物。源自美洲的煙草經東南亞輸入東亞，迅速得到普及。吸煙帶動人們重新發現鴉片的享用方式，鴉片由吞服而至吸食，由藥品而變為毒品。清廷很早就認識到吸食鴉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就下達過最早的禁煙令，只是收效甚微。當時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還只有兩百箱左右，以后逐漸增多，到乾隆時達到一千箱，至嘉慶時達四千箱。

但鴉片引發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是 19 世紀初的事情。這既和清朝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英貿易的角色相關，也受到英國商業、金融發展變化的直接影響。

18 世紀中，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城市中產者和工人階層迅速擴大，普通勞動者也需要飲茶解乏，刺激了壟斷茶葉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壯大。18 世紀白銀供給下降后，東印度公司需要其他商品來換取中國的茶葉，但找來找去，只有印度出產的鴉片在中國市場最受歡迎。1773 年，在占領孟加拉后，公司獨占了印度的鴉片經營。這樣，就形成“英 - 印 - 中”三角貿易網絡：英國依靠其工業能力，擠垮印度的手工棉紡織業，把大量棉織品傾銷到印度；再把壟斷經營的印度鴉片經加爾各答出口中國；又從中國進口茶葉，利用特許權將茶葉賣回英國。

到了 19 世紀初，出現了新的變化。經過最初的貿易保護和壟斷后，英國經濟實力獨大，強調國家角色的重商主義思想被逐漸摒棄；自由貿易思想，經由亞當·斯密的理論化，成為流行的意識形態。過去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國家特許，遭到越來越多的詬病。在自由貿易的沖擊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商業特權被逐步剝奪。到了 1833 年，東印度公司不再有商業職能，對華貿易壟斷被打破。

在廣州，由于清朝一再禁販鴉片，東印度公司便把對華鴉片貿易，交給了由公司認證的、被稱為“港腳商人”（country merchants）的散商。大量港腳商人與廣州十三行及官府勾結，把鴉片走私入境，謀取暴利。為了把利潤安全便捷地輸送回印度，他們就地在廣州換取東印度公司的匯票。而港腳商人提供的現金，則成為東印度公司購買茶葉的主要資金來源。這樣一來，表面上中英兩國間通過國家特許公司（東印度公司和十三行）的雙邊貿易，出現了港腳商人這種不從屬于國家的利益集團。英資的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和美資的旗昌洋行等就是著名的代表。資本主義競爭，說到底是資本流動性的競爭。隨著鴉片走私的猖獗，港腳貿易占據了中英貿易越來越大的份額，港腳商人同東印度公司及英國國家構成極密切的合作關系。

林則徐以強硬手段收繳鴉片，實在因為鴉片之患已經避無可避。東印度公司放棄對華貿易壟斷后，散商的鴉片走私更加公開化，甚至武裝化。虎門銷煙前的十幾年里，英美商人每年輸入的鴉片提高了十倍，從四千多箱達到四萬多箱。鴉片貿易給英國帶來巨額利潤，中國則是白銀大量外流，社會風氣腐壞，國家綱紀不振。但即便如此，這位禁煙派重臣，也并沒有要關閉門戶，而是用“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的經世思想，苦口婆心地勸“英王”懲戒奸商、依法貿易。

虎門銷煙極大打擊了私商利益，他們以“自由貿易”為口實，把合法合理的禁毒描述為商業沖突，極力游說本國政府以武力解決。英國駐華商務代表義律（Charles Elliot）則向私商們承諾：女王政府會賠償他們的損失，進一步將販毒與禁毒拔高為國家利益沖突。毒販就這樣與國家合謀。這也是為什么，盡管英國上下很多人知道鴉片貿易不道德、在出兵問題上有激烈的爭論，但議會下院仍然以 271 票對 262 票的微弱優勢，通過了對華發動報復戰爭的決議。

中國被迫割讓香港島、支付賠款、五口通商，標志著過去國家控制下的貿易體系，在帝國主義沖擊下的潰敗。這并不是中國向世界“開放”的開始，而是中國無力把握這種“開放”的開始。隨后法國、美國等國跟進，歐美工業生產深刻沖擊傳統農業社會的結構，造成本土社會對闖入者深深的對立、疑慮和敵視，這才有了種種“文明沖突”的假象。第一次鴉片戰爭十幾年后，英法力圖擴大貿易特權，借口亞羅號事件和馬賴神父事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說起來，兩個地方事件不過是英法期待的導火索，即使沒有它們，殖民資本勢力仍然會找到另外的導火索，這是當時的大背景決定的。

一群走私商人為了打破原有的貿易方式，在堂而皇之的意識形態支持下，挑起戰爭。資本一方面力圖掙脫國家管制，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利益與帝國利益捆綁，終于改變了歷史進程。有趣的是，這一幕和美國獨立戰爭的起源頗為相像，而且都和連接東西方的全球貿易網絡、茶葉及東印度公司密切相關。

以虎門銷煙為標志，歷史被一條叫“（殖民）現代”的邊界強行切割了。邊界的一邊，是文明、開放、先進；另一邊是野蠻、落后、蒙昧。傳統中國和東亞，被劃在落后一邊。智者們以后見之明，用教科書上的國際法概念、抽象的主權想象，來指責清朝拒絕與外國“平等”相交，缺乏近代國際關系觀念。這里需要問的是：誰的“平等”，什么意義上的“平等”？是不平等條約帶來的“平等”嗎？不要說 19 世紀的世界純然是帝國秩序，即便在 20世紀，主權國家體系又實現過多長時間呢？

從外交、軍事、法律角度討論一時得失對錯，當然有價值，但不看整個 19 世紀以來資本與殖民帝國相互勾結、肆意擴張的大背景，把連貫的歷史切割為相互脫離的細節，這是以技術討論規避政治判斷。最可悲者，莫過于將殖民現代性等同于現代本身，把擴張侵略視為恩賜教化，不按照這套“文明”的標準而來，就是野蠻、是“義和團”。反抗性的歷史書寫，一不小心就成了“仇外建國美學”和“狼奶”。這恰恰完成了殖民現代性的整套教化過程：先以堅船利炮來懲罰，再以國際準則來規訓，最后用“文明”來“說服”。

倒是紐約的華人移民，拋開加諸林則徐身上糾結不清的意識形態標簽，回到歷史本來的脈絡中，給他一個最為樸素的評價：“禁毒戰爭先驅”。既不是悲劇，也不是說教；沒有民族主義的流露，不必擔心被污為“義和團”。有時候，真的，毒品就是毒品，戰爭就是戰爭罷了。

本文選自《發現東亞（修訂版）》（宋念申 著，新經典·琥珀工作室，新星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