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從“天下”到“中國”：“何為中國”的歷史演變與現代思考

今天，很榮幸在這里演講，在這個演講中，首先我要和大家討論的話題是，為什么現在中國學界又要來談論“何為中國”？

也許大家都注意到，2011年我出了一本書叫作《宅茲中國》。在這本書以后，2014年我又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何為中國》。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學又出版了一本《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這幾年，總共寫了三本有關“中國”這個概念的書。在出這三本書的幾年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國”成了一個話題，討論得很熱烈。過去我們大家覺得，“中國”是一個不言而喻、不需要討論的概念，我們寫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宗教史、中國通史，似乎很少專門去討論“什么是中國”，可是最近幾年，大家也看到，除了我寫的這三本書以外，有很多關于“中國”的書出來。比如考古學家許宏，他寫了一本《何以中國》，他是討論早期中國怎樣從一個滿天星斗的格局，逐漸轉向月明星稀的格局，在這個月明星稀的過程中，“中國”怎樣浮現出來？大家也知道許倬云先生，許先生在前年出版了一本書《說中國》，討論中國這個復雜共同體在歷史上的形成背景，《說中國》這本書原來的書名叫《華夏論述》，許先生最初要求我給他寫“序”，我后來就給他寫了個“解說”，這本書出了以后影響很大。另外，新加坡資深學者王賡武先生也寫了一本《更新中國》，其實，這本英文版書名是Renewal（更新），但中文本就特意改成了“更新中國”。另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劉曉原的《邊疆中國》。我的老朋友李零也在三聯書店出版了四卷本《我們的中國》。你們看，這個“中國”就成了討論的大話題。

可是，為什么“中國”或者說“何為中國”這個話題，現在這么引人注目？讓我簡單地回溯一下歷史。

一

在歷史上，古代中國人常常覺得自己是“天下”，雖然有華夷之辯，但是總有天蓋地覆的感覺，“至大無外”呀。那么，什么時候中國人開始要討論“中國”？什么時候中國人不得不重新討論“何為中國”？我覺得有三個時代，中國人特別熱衷討論“中國”。

第一個時代是北宋。我一直覺得，從安史之亂的755年到澶淵之盟的1005年，這整整兩個半世紀，實際上是中國史非常重要的一個分水嶺。大家如果看澶淵之盟之后的思想界，可以注意到，突然出現了很多討論“中國”的文字。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用“中國論”這樣的名字來命名的文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看一看石介的《中國論》，就知道對于“中國”的焦慮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樣的。同時大家也可以注意到，關于“正統論”的討論在當時也是非常熱鬧，大家都知道的文學家歐陽修寫了《正統論》，他的一些朋友，就和他反復論辯誰是正統？誰是中國？誰是華夏文化的代表？同樣，大家也會注意到，這一段時間“春秋之學”非常興盛。所謂“宋初三先生”，就是孫復、胡瑗、石介他們這些人，為什么對春秋之學非常重視，在春秋之學里又為什么特別注意“尊王攘夷”這樣的觀念呢？

顯然，他們針對的是當時北宋面臨的危局，也就是北宋疆域縮小了，強鄰出現了。錢鐘書先生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說到了宋代，本來的八尺大床變成了三尺行軍床。中國由原來大唐帝國時代無遠弗屆，突然縮小到只有漢族為主的這么一小塊地方。那么，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內外的問題，北大的鄧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書里說，胡漢問題在北宋似乎消解了，可是我補充一下，胡漢問題又從原來的內部問題，變成了外部問題，也就是華夷問題。大家回看歷史，在唐五代，在中國這塊地兒上，胡漢雜糅非常普遍。我舉幾個例子：白居易祖上是漢人嗎？白居易的祖上不是漢人。劉禹錫是漢人嗎？劉禹錫也不是漢人，祖上是匈奴人。晚唐時代，有好幾個宰相，都有胡人血統。可是，到了北宋，這些族群都融入了漢族中國，很多人追溯祖上，就往往說“太原人也”“大名人也”“洛陽人也”。似乎到了北宋，疆域之內基本上都成了同一性很高的一個族群。這種胡漢問題在內部似乎已經解決了，可是，在外部，遼、夏、大理、高麗環繞，卻成了嚴重的華夷對峙。也就是說，外部有強大的對手，因此，宋代君臣內心焦慮就很厲害。所以，到了澶淵之盟以后，北宋基本穩定下來，大宋與大契丹并立共存，這個時候，誰是“中國”，誰是“華夏”，誰是“正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正是因為如此，在整個北宋，“中國”的名實之辯，就成了一個問題。大家都在反復討論，怎樣的是“中國”，誰應該是“中國”？在當時，大宋面對的強敵是契丹遼，遼國比你還強大，你不承認他也是正統？我說一個故事，當時，遼國與北宋打交道，說我們往來國書里面，彼此稱北朝和南朝，國書里面寫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怎么樣？如果是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那就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可是，北宋皇帝下令叫大臣們討論，討論了半天，大臣們決議說，國書還是要用大宋皇帝致大契丹皇帝，因為我們跟你們不是一個中國，你們是契丹，我們叫大宋，這仿佛就是“一邊一國”了。這里面表現的北宋君臣的“中國”觀念，就是嚴分“華夷”。如果你研究中國思想史，討論北宋為什么會出現道學？其實，跟這種對“中國”的焦慮，捍衛文化意義上漢族中國的正統性，有很大的關系。有這種焦慮，才會出現道學。可是，過去哲學史也好，思想史也好，不是太注意這一個大背景，其實這個背景是很重要的。

二

接下來，我要講討論“何為中國”成為話題中心的第二個時代，也就是20世紀上半葉，大體上是晚清到民國。從1894年甲午海戰、1895年《馬關條約》以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時間熱衷于討論“中國”和“中華民族”，是因為從傳統帝國向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中國面臨外部威脅產生危機，內部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以康有為、梁啟超、蔣觀云為代表，他們認為，要保存大清帝國所奠定的這個多民族、大疆域。梁啟超率先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是因為一方面要維護大清帝國遺留的族群和疆域，一方面要順應當時國際上所謂“民族國家”的潮流。因為當時世界趨勢是建立“民族國家”，就是意大利人馬志尼講的“一個民族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能是一個國家”，這個觀念在當時影響很大，包括日本也流行這種說法。可是，日本剛好是相對單一的民族和國家，中國不是，滿、蒙、回、藏、漢，很復雜。為了符合這個“民族國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個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對應的國家就是“中國”，就是延續了大清帝國族群和疆域的中國，不僅是梁啟超，康有為在1911年民國建立之后，還寫信給黎元洪說，大清辛辛苦苦打下江山，開拓疆土，不能丟了。這些人大體上是近代史上所謂的保守派，他們既對大清王朝多少有些感情，也覺得大清遺留的疆土不能分裂。

那另外一派，也就是所謂“革命派”則相反，像章太炎、孫中山、朱執信、汪精衛他們。大家都知道，晚清革命者有一個口號叫“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他們最初的想法，就是要恢復一個漢族中國，用漢族的民族主義來作為革命的動員力量。他們說，自從明朝滅亡，中國已經亡了。中國亡于什么人呢？亡于“滿清”“韃虜”，所以要把中國從“韃虜”那兒解放出來。因此，雖然他們也是要在新的國際背景下建立“民族國家”，但這個民族國家是漢族民族國家，他們覺得，這才叫作“中國”。大家看章太炎的《正仇滿論》和《中華民國解》，從這兩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就是漢族國家，所以，章太炎甚至說，什么蒙古、滿洲、新疆、西藏都算了，我們這個血統，和滿、蒙、藏、回都不一回事兒，反而跟朝鮮人、安南人、日本人還更近。總之，他們最初目標是要恢復一個漢族的中國。

這兩種關于未來“中國”的設想沖突很厲害。可是有趣的是，革命派打下天下，卻不得不接受保守派的看法，包括章太炎都不得不轉向。大家可能讀過《清帝遜位詔書》，里面要求維護中國的“五族共和”。1912年，孫中山作為臨時大總統發表就任演說的時候，他也接受了這個“五族共和”。這里原因很復雜，不必多說。后來，大概在1917年還有人提出，中國不應該叫“五族”，應該叫“六族”，因為西南還有人數眾多的苗彝，所以應該叫“六族共和”。那么，當中華民國接替大清王朝，它就不得不維護大清帝國的天下，包括龐大的疆域和不同的族群。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怎樣使多民族多信仰的民眾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國”里？

大家要注意，當時日本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日本人，像后來的京都大學教授矢野仁一就提出，中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中國應該在長城以內，關外就是滿蒙，是另外一些國家。這種說法明治時代就開始有了，當時日本對中國有領土的企圖，他們覺得中國應該分開成若干國家。日本明治、大正的一些政客和學者，就提議中國應該在長城以南，要么守住漢族“中國”，要么分裂讓列強管理。像有賀長雄的《支那保全策》和尾崎行雄的《支那處分案》，當時的影響就很大很大。可是要注意，日本對中國，一方面給予的影響很大，一方面激起的反彈也很大。自從1894年日本跟中國發生海戰以后，中國上下普遍都已經認定，未來中國的敵人和威脅就來自日本，所以，當日本輿論強調中國應該分裂的時候，中國的反應恰恰是要反抗分裂，維持國土完整。

這種爭論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稍稍喘過氣來，維護主權和領土的意識就更加高漲，那時就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了嘛。恰恰這個時候，日本開始對中國侵略，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起，中國和日本關于“滿蒙”的爭論就越加激烈。凡是中國學者，都強調大一統中國，強調滿蒙回藏族群和疆域屬于中國。可是日本卻始終要把滿蒙從中國分割出去。順便插一句，很長時間日本學界關于日本人的來源，就有一個日本人是騎馬民族的說法，像江上波夫。明治以來，日本學界就常常探討日本和朝鮮、滿洲、蒙古國家和這些地區的歷史、語言、人種、文化的關聯性，所以，他們很奇怪地產生一種對滿蒙也“有如國土”的感覺。明治、大正年間，日本學界對朝鮮、滿洲、蒙古的研究很興盛，就是這個原因。這也刺激了他們的侵略野心，所以在“二戰”的時候，打出聯合東亞反抗英美殖民主義的旗號，進行侵略活動。可是反過來，他們對中國的肢解，恰恰也刺激了中國要捍衛中國多民族疆域的決心。所以，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中國疆域史、中國民族史、邊疆研究的熱潮，好些現在還用的《中國民族史》《中國疆域沿革史》都是那時寫出來的，《禹貢》雜志也是那時候辦起來的。著名的歷史學家里面，像傅斯年寫了《東北史綱》，也寫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顧頡剛去西北考察，也寫了《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樣的文章。大家都知道，1939年在云南發生的激烈爭論，顧頡剛、白壽彝、傅斯年他們這些學歷史的，認為中國是整體的，非常反感民族學家對民族的識別，甚至認為吳文藻、費孝通他們搞民族識別，實際上是慫恿國內各民族發展自我意識，是在分裂中國，是在給帝國主義提供借口。所以，從學術傾向到政治傾向，這個時候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產生了微妙的立場差異。后來，我看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的回憶，費孝通就說，漸漸他理解了顧頡剛的想法，是擔心對于民族識別，影響到當時外敵威脅下的中國內部分裂，因此就主動不說話了。

顯然，1939年的爭論就是為了維護統一中國，是一個非常巨大非常現實的壓力。在這個壓力面前，學術分歧只好放在一邊，全國全民就只能保持一致，維護統一中國。最終，從晚清到中華民國，出現了兩本有關“中國”和“中華民族”最重要的著作。一本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中國之命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族，各個民族就像是大家族里的分支，所以來源也是一個，大家也都是親人，所以中華民族、中國就應該是完整的。另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現在很少有人讀，也很少有人提起，就是羅夢冊的《中國論》。他的這本《中國論》要說的話，和現在某些學者很像，就是論述中國是一個文明，既不像帝國，也不像國家，我們就是一個文明，這個文明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大家看這個《中國論》，再對比北宋石介的《中國論》，大家可以看到將近一千年里，有關“中國”的焦慮始終存在。這是第二次有關“中國”討論的熱潮。

三

那么第三次，應該就是當下。很多人會問，現在為什么又要討論“何為中國”？這不是問題嘛。按照現在的觀念，“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民族有五十六個，人口差不多十四億，這些好像都毋庸置疑。可是，為什么現在又來討論“何為中國”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崛起”了，可是，崛起帶來的問題是什么呢？除了國力變強之外，也有內外兩方面的問題。從外部來說，當中國崛起，中國跟現在世界上通行的國際秩序，就會發生一定沖突。蛋糕要重新分配嘛！利益要重新調整嘛！打個比方，好像一個很擠的車廂，車廂里只能容五六個乘客，這五六個乘客都規規矩矩站著就算妥了，可是，現在有一個乘客突然變得胖起來，胖了以后原來各自占有的空間會發生變化，這樣會不會引起沖突？是接受大家各安其位的原有空間，還是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秩序？這就要對自我重新界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內部也出現了問題。當國家不斷發展的時候，我們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階層差異和族群差異，就越來越厲害。不平衡的情況下，內部認同也出現問題。為什么大家要認同這個國家，憑什么要認同，在什么共識上認同？如果大家看過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我們是誰》這本書就可以知道，所謂“認同”問題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一個新的認同基礎，變化了的國家很難建立穩定秩序。因此，這里面就出現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要重新認識歷史中國是怎么樣的？第二，要認識現在我們是一個怎么樣的國家？第三，要認識中國未來要如何和世界相處？因此，學術界、思想界會來討論這些問題，什么是“中國”？“中國”應該是怎么樣的？

顯然，學術話題也有現實背景的刺激，有一次在美國哈佛大學開會，來自各方面的學者就此討論了很久，當然是關起門來討論，大家都覺得，有關中國經濟、政治、法律的問題，我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更不是法律學家，我們講不清楚，但有一些問題，我們覺得有可能是引起中國人焦慮的原因。什么問題呢？我們回想了一下，可能是面臨一些內與外很棘手的麻煩。這些麻煩，歸納起來是三類：一類是民族問題，一類是周邊問題，一類是國際問題。這些都反過來刺激我們歷史學家的思考，中國應該怎樣自我定位，中國應該怎樣安頓自身。這就是我們要討論“何為中國”的大背景。

這些背景，使得學術界不能不關注“何為中國”。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基金會的討論，問題是如今什么領域的問題值得注意和研究。我記得討論的結果中，有幾個大家都覺得重要的關鍵詞：一個是疆域，一個是族群，一個是信仰，一個是國家，還有一個是認同。我們今天討論“何為中國”，其實，圍繞的就是這五個關鍵詞。但是，我要把話說回來，也就是說我們畢竟是歷史研究者，我們有焦慮，也試圖給這個國家或者歷史的問題去尋找病源，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們是診斷病源的醫生，而不是開處方、動手術的醫生。開處方、動手術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我們有沒有責任告訴大家，我們從歷史上是怎么過來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何為中國”的重要原因。

四

那么，如果我們不去討論這些歷史問題，會帶來什么結果呢？

第一，如果歷史學者不討論清楚這些問題，會使得大家對歷史和現實里中國的疆域和領土，習慣固守一個不變的觀念。大家知道，傳統帝國時代有邊疆無邊界，主權、領土、國民加上政府和制度，是現代國家的要素。可是，現在一討論到當下中國的領土和邊界，大家會習慣地講歷史上如何如何，好像這就足夠了。可是，在論述領土合法性的問題上，這個歷史說法是不太靈的。為什么？因為傳統帝國的疆域是移動的，你講歷史，他也講歷史，究竟歷史要從什么時代算起呢？在唐代，吐蕃和大唐曾經明確分界，互不統轄，在宋代，云南和大宋也是一邊一國。如果所持的歷史依據各不一樣，也許就會各說各話。所以，如果不講清楚疆域變化、重組、移動的歷史過程，不講清楚中國現在的領土是怎樣從古代的疆域演變過來的，僅僅用簡單的歷史論證或者現代倒推，可能解決不了問題。

第二，如果不講清楚這些問題，在歷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國史研究里面，會產生非常固定的中心和邊緣意識。如果你有了非常固定的中心和邊緣的立場，你就會有意無意忽略邊緣的意義，會忽略這些所謂邊緣，在歷史上也可能是中心。今天我們就再用云南來舉例吧。最近這20多年來，為什么西方學界出現了那么多有關云南（當然也包括貴州、廣西）的著作？我感到很吃驚。有一本書里講得很清楚，古代云南，在很長時間里并不僅僅是漢文化的邊緣，還是漢、吐蕃、天竺和東南亞，以及所謂“西南夷”，各種文化交融的中心。如果我們換個視角去看云南，把它當作“中心”，那么云南史的意義和做法可能是不太一樣的。同樣，大家也知道美國的新清史，被稱為“新清史”的有些學者也曾經提出，新疆在18世紀以前，不是大清帝國的邊陲，而是準格爾、俄羅斯和大清交叉的中心。那么，你要怎么去回應這些說法呢？如果你不改變你的視角、立場，把中心和邊緣“去固定化”，也許，你很難改變過去歷史書寫的套數，也不容易看到新資料和新文獻的意義。

第三，如果不明白這一道理，可能歷史的學術研究中也會出現撓頭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史學界的學科劃分很清楚，有中外關系史，有邊疆史地，有民族史，等等。很顯然，這種劃分方法，是按照現代中國領土邊界來劃分的。一般來說，大家習慣了，邊界之內是民族史，邊界以外就是中外關系史，核心地區是“內地”，靠邊兒上的是“邊疆”。可是這里面有一個問題，當你把歷史中國疆域固定為現代中國領土，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當成歷史上的中國，那么，中外關系史和民族史當然就很容易切開界線，可是這個界線不是古代的邊疆，而是現在的邊界啊。如果我們回到歷史之中，當我們看到中心和邊緣不那么固化的話，那么，這個邊疆史地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邊疆指的是現在的邊疆，還是古代的邊疆？當年傅斯年在云南時就講過，不要輕易用“邊疆”這個詞。當然，我們現代中國是有邊疆的，有非常標準的邊界和邊疆，可是在歷史上，你不能那么看。比如，過去陜西西部、甘肅東部這些地方，在現在看來，已經是在中國內部了，可是如果你研究中古的宕昌，它是中原王朝的朝貢國，那個時候它在邊陲以外呀。同樣，到了明代，明代所謂的“九邊”是在什么地方？有很長一段時間，連敦煌都不在明代中國內，所以，如果談歷史，邊緣和中心不要過于固定化，不要用現在國家來倒推歷史，我們要堅持從歷史過程中看中國疆域的變遷。

五

所以，我們討論“何為中國”，就要追問“內”和“外”的問題，中國的內、外常常是移動和變化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中國的基本格局，這是沒問題的。可是，我給大家看兩段話，在我最近出版的《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一開始，我就引用了兩段話。一段話是《漢書·西域傳》里說的，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這話什么意思呢？就是秦始皇把夷狄趕走了，修了長城，把中國界定出來了。那么，古代長城就真的是中國邊界了。可是，現代歌詞呢？“長城長，長城長，長城兩邊是故鄉。”那么，長城兩邊都是中國了。這兩個中國，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就不一樣。所以說，如果大家順著歷史看中國，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是外國不斷地變成中國，外逐漸變成了內，有些地方卻是中國變成了外國，內就變成了外。

這是歷史的過程。我贊成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一個看法。桑原騭藏曾經說整個中國的歷史，簡單地說就是北方的胡人不斷南下，北方胡人又不斷地被漢化。這有點兒簡單化了。我給他補充一句，中國歷史大趨勢確實是北方胡人不斷南下，確實是北方胡人在南下過程中不斷被漢化，但北方漢人也在不斷地被胡化，而北方漢人由于胡人壓迫而不斷南下，于是南方夷人不斷地被漢化，但是南下的漢人也在夷人的影響下不斷被夷化，漢化、胡化、漢化、夷化的交錯，這才是相對完整的歷史過程。

大家都知道，清代奠定了現代中國的族群和疆域，所以，我們討論“何為中國”，涉及最多或者是討論最重要的時代就是清代。同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新清史”為什么在最近會成為爭論焦點，其實跟這一點有很大關系。如果我們說，宋朝和明朝，相對來說是漢族建立了統治，形成了漢族王朝，它的疆域基本守住秦漢奠定的核心區域。宋朝更小一些，明朝基本上是所謂十五省，也就是傳統的“中國本部”。用“中國本部”這個詞要注意，以前顧頡剛說是日本人陰謀炮制的，是想把中國限制在傳統漢族區域的。

但是清代就不一樣，大清王朝很了不起。努爾哈赤天命九年（1624），他們降服蒙古科爾沁部；然后皇太極天聰九年（1635）滅察哈爾，建立蒙古八旗；到皇太極崇德七年（1642）成立漢軍八旗。他們還沒有入關，就已經成為包容滿、蒙、漢三個族群在內的帝國。到了順治元年（1644）進關，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復澎湖、臺灣，擁有了明代中國幾乎全部空間，甚至更大一些。清帝國其實已經成為兼有滿、蒙、漢，橫跨萬里的大帝國；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漠北的喀爾喀蒙古三部歸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打敗準格爾，整個內外蒙古、青海，都進入大清帝國的版圖。最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入伊犁，乾隆二十四年（1759）進入喀什，大清帝國就成了合滿、蒙、漢、回為一體的超級大帝國。另外，到清朝的雍正年間，西南苗彝地區“改土歸流”，整個西南變成了帝國控制下的州府縣廳和編戶齊民，這就使得中國成為合滿、蒙、漢、回、苗的大帝國。接下來是西藏，雖然元明兩代都有控制西藏的策略，但大家都知道，真正要到雍正六年（1728）設“駐藏辦事大臣衙門”，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打敗入侵的廓爾喀，制定《藏內善后章程》，福康安到拉薩確定“金瓶掣簽”制度，西藏才真正納入中國。

可是，帝國有帝國的難處，它不得不用差異性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來管理不同地區和族群，它有六部管理的內地十八省，有理藩院管理的蒙古、回部、西藏，有盛京三將軍管理的東北部分。可是，在追求國家同一性和國民同一性的現代國家，這種制度卻遇到相當大的困難。當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了大清帝國的這份遺產后，傳統帝國遺留下來的問題，就同樣也成為現代中國的問題。在那個帝國時代，有的區域從外部的變成內部的，逐漸地納入中國，我們不能說，這個歷史形成的領土沒有合法性，因為任何現代國家，都是從傳統國家演變的，現代國家的國民和領土也是從歷史中轉變過來的。但是，如何從傳統帝國轉型為現代國家，如何使不同族群轉型為現代國民，如何使傳統移動的疆域轉型為現代明確的領土，如何使過去對族群和區域的認同變成現代的國家認同？這些問題還是存在的。

對歷史中國，千萬不要用現代中國的版圖、領土倒推。雖然歷史中國中心相對穩定，但它的邊緣是不斷移動的。如果你固執地用現在的領土倒推歷史，有可能會產生很多嚴重問題，尤其是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人。我們做歷史研究，被強行地劃成了你是做民族史的、他是做中外關系史的，那有的歷史問題怎么辦呢？比如說，現在很多跨境民族該怎么寫？你不覺得這里有很多問題嗎？

六

現在，我歸納一下，“中國”究竟是什么？“中國”的內外究竟應該怎樣認識？

我想，我們有我們的判斷和角度。最近國際學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就是自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出來以后，我們大家會接受一個說法就是“民族國家是近代建構出來的”。但是即使在西方，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論，比如1991年安東尼·史密斯寫的《民族認同》，就針對這個說法進行反駁。其實，如果從歷史而不是從理論來看，單純是建構，或者單純是本質的說法，都忽略了另一面。在歷史上看，民族國家有本質的、核心的那一面，也有建構的、想象的那一面，必須要把這兩面結合起來。

所以我們說，首先，中國不是一個想象出來的共同體。自秦漢奠定基本核心疆域以來，這個“中國”始終在延續，所以要在歷史中理解中國。當然，中國的內和外，也是在不斷地變化的，但相對世界上其他地區來說，中國尤其是核心區域的政治、文化、社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是影響現在中國一個重要的因素。其次，我們要認識到，維持這個核心區域的穩定，從秦漢以來主要依靠的，一是制度，二是文化，三是社會，當然還有共同歷史記憶，這是形成這個越滾越大的大雪球的主體部分。這和歐洲歷史不太一樣。所以，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請注意，不是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中國和歐洲有可能不同。再次，我要強調，盡管漢族現在是中國非常大的核心族群，但漢族也是雜糅和混融形成的，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都沒有純粹的漢族。最后，你也要承認，歷史上中國也經過變遷和擴張，我們也要承認它也有殖民，也是一個帝國，也曾經自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文明。只是近代以來，天也變了，道也變了，我們原來認為是普遍文明的華夏文明，被另外一個來自異域的西方文明取代。另外的那個文明，本來也是地方性的，但近代以來，它強勢地變成了普遍文明。而我們這個原以為普遍文明的，卻變成了地方文明。這是歷史變遷大勢，這一點大家要有理性的認識。

七

現在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今天我們為什么要討論“何為中國”？從學術史的角度說，就是我們討論“何為中國”這個問題，問題意識來自哪里？回應方向是什么？

第一個，我們的問題意識來自中國歷史學界過去若干年對于“中國”“中國史”以及“民族史”的討論。大家都知道，歷史學界對中國史到底應當包括什么內容，應該涉及什么族群與空間的歷史，過去是有很多爭論的。比如，譚其驤先生、白壽彝先生，他們基本上是贊同，凡是發生在現代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領土上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這是一個主流的看法。譚先生是偉大的歷史地理學家，編制了《中國歷史地圖集》，而白壽彝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主編了卷帙最大的十二卷《中國通史》。他們基本上持這種看法，也就是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發生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但是另外呢，像以孫祚民為代表的學者們就認為，歷史中國是不斷變化的，不能把所有的歷史都算作是中國歷史，也要承認歷史上有的地方是外國，有的族群是異族，中國有逐漸變化的一個歷史過程。當然，我們承認，前一種說法目的是捍衛現代中國不可分割，有政治上的合理性，但是這種說法也會忽略一些問題。第一，用費孝通先生“多元一體”說來比方，“多元”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而“一體”則應該是在建設中，還不是完成式，你得承認這個變化的歷史過程。第二，如果把現代中國當作古代中國，就出現了漢族是多數民族，其他都是“少數民族”的固定看法。因此我們的“民族史”研究往往不怎么涉及漢民族，只涉及其他民族。我覺得，這會不會忽略有的民族歷史上所建王國，當時跟中原的王朝，可能就是國際關系？這個大家還可以再討論。所以我們說，“何為中國”的討論，也是回應歷史學界如何書寫中國史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回應中國政治領域。剛才我說了，為了論證政權的合法性、領土的神圣性、族群的一統性，有時候我們太依賴所謂歷史證據，忽略了古代疆域和現代領土之間的差異。請大家注意，說古代的時候我用“疆域”這個詞，但是講現代的時候我用的是“領土”這個詞，古代疆域和現代領土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時，如果對此不作區分，也會混淆政府和國家的差異，或者說混淆王朝和中國之間的差異，甚至會混淆歷史和現實之間的差異。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要回應中國政治領域的一些習慣的、固定的觀念。

但是更主要的是第三點。我們討論“何為中國”，也是在回應國際學界的一些質疑和看法。可能大家都了解，現在國際流行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方法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沖擊。比如說“全球史”，全球史說到根本就是超越國界、強調聯系的整體史。在全球史里，“中國”這個概念，以“中國”為單位的歷史研究，就往往被質疑。又比如后現代、后殖民、后結構之類的說法，把過去歷史研究中的很多基本單位，比如國家、民族、事實都看成是“書寫”出來的。“建構”出來的、“想象”出來的，它質疑過去的歷史觀念，也沖擊著我們的歷史研究。比如，近來對我們形成挑戰的蒙元史和大清史。美國的新清史提出來的挑戰，則是把清史不僅僅看作中國一個朝代的歷史，而是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強調邊緣的意義，調整大清帝國內部漢族本部和周邊異族的重要性。這些理論、觀念和角度，其實，也在逼著我們回答“何為中國”，歷史中國的疆域、族群和認同究竟如何這樣一些問題。

八

最后，我講一講我的結論。

我寫完這三本有關“中國”的書以后，我不打算再寫這方面的論著，要回到我自己熟悉的老本行去了。剛才我和大家講，這些年我和我的朋友們之所以花了這么多時間去討論“何為中國”，當然是有歷史的、學術的和政治的背景刺激，這是毫無疑問的，這里不再多說。我就概括地說一下我對“何為中國”的最終幾點看法吧。

第一，我要強調中國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歷史上的疆域在不斷地移動，我們不能用現在中國的領土和族群倒推歷史，把所有在現代中國的族群、疆域和歷史都看作是歷史中國的。

第二，我也要強調，從秦漢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了核心區域的政治區域、行政制度和很強大的文化傳承，也形成了華夏觀念、內外觀念，更形成了非常強大的中國歷史意識。

第三，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個核心區域的“中國”也是雜糅的，它與王朝并不一定重疊。它本身的族群、政治、文化，是一個疊加、凝固、再疊加、再凝固的過程，或者換句話說是族群與文化“南下再南下”才完成的。同樣，在這個歷史里面，中國也曾是帝國，也曾有征服，也曾有殖民，這跟世界上其他帝國是一樣的。

第四，大家要記住，在清代以后，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但這個轉型過程相當艱難和特別。它不是只有一個脈絡，而是有兩個交織的脈絡，一個脈絡是“從天下到萬國”，另一個脈絡是“納四裔入中華”。這兩個脈絡合起來，你才能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和它所帶來的巨大問題。

第五，正因為如此，兼有現代國家和天下帝國復雜性的現代中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煩。如何處理這些麻煩，需要政治家高度的智慧，這不是歷史學家能夠解決的。

本文選自《聲回響轉: 講稿八篇》（葛兆光 著，漢唐陽光 / 壹卷YeBook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原標題為《什么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